早些年，哈尔滨流行的那些奢侈品

　　谈到奢侈品，现在的人首先想到的是“LV”、香奈儿、卡地亚这些国际大品牌、想到貂皮大衣、珠宝等名贵用品，对于几十年前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想都不敢想的。近日，本报怀旧系列关注早年的“奢侈品”，就此话题采访了部分50后、60后的哈尔滨人。

　　所有受访者都认为，1976年具有划时代意义，在此之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款爷”，在那个提倡平均主义的年代，人家之间的日子差别很小，但是细微之间还会略有不同。

　　五六十年代的奢侈品

　　五六十年代的“奢侈品”就是众所周知的“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哈尔滨的刘先生说：“不是家家都有，买块手表得工作好几年，还得凭票。我1972年买了块半钢的上海手表，在当时是挺大显示。这表我一直戴了20多年。”而家住军工院的人似乎用得更有“品味”，童先生说：“上海牌、宝石花牌的手表在我们圈子里不算啥，大家更喜欢‘梅花’和‘罗马’，是国家外贸进口的，价格比国产货贵点。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闹钟，到点就能响，这强烈勾起我们的好奇。下午没啥事，几个小孩就在一起拆表，看看里边构造是啥，为啥表和表不一样？有的是滴滴声，有的却是布谷声，但是拆完就不会原样装回去了，结果就是挨顿暴揍。”

　　自行车的三大品牌是凤凰、永久和飞鸽。刘先生说：“那时候中国钢产量上不去，上海产的自行车是无缝钢管，看着就让人羡慕，声音都铛铛的。”童先生说：“城里的学生喜欢手闸车，手闸有全链壳子，那种车最牛，为了引人注意有时还故意用脚踢一踢。脚闸车牌子叫飞鹿，一般人家愿意买‘二八’的，后面加两个加重梁运东西。那时候上学不骑车，但是放学后的主要娱乐就是学自行车和玩自行车，找各种借口管大人要来车钥匙，不过骑车很遭罪，道不好，座很硬，颠的屁股贼疼，还得用海绵垫上。”

　　缝纫机比较流行的牌子是蜜蜂牌、飞碟牌、模范牌，为所有的家庭主妇心驰所往。童先生回忆说：“谁家买了缝纫机，左邻右舍就像过节，互相参观一下。邻居间也暗暗较劲，针线活不一定会，但是缝纫机得买回来摆上。挺浪费钱，按照行政级别十八级（相当于处级）的干部，得不吃不喝两个月工资才买得上，想知道这家人会不会干活就看缝纫机，一瞅漆都磨掉了，活干的多，一尘不染摆着、机头在里头扣着的，就是当摆设。”刘先生说：“没有缝纫机就得手工缝，用锥子戴顶针，前苏联的缝纫机不精巧，但是质量抗造‘吃厚’，棉袄啥的都能跑。上海的缝纫机精巧，但是不‘吃厚’，一扎就爱断线。”

　　伴我成长的“戏匣子”

　　近几年，一种可以插存储卡的“熊猫”牌收音机在晨练老人中流行起来，其实这是“熊猫”升级后的“卷土重来”。早在几十年前，“熊猫”就是老少咸宜的“大品牌”。“我们叫戏匣子，当时的人把它当工艺品，包括罩喇叭的布都非常讲究。中国当时不重视轻工业，但是在收音机生产上下足功夫。每晚8点，电台的《全国各地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是我们睡前必修课，结束曲《国际歌》响起，我们就端脚盆准备睡觉了。放假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必听的是《第五套广播体操》。”童先生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戏匣子的另一种功能。“那是1973年，我们在一个小伙伴家里玩儿，结果几个淘小子翻出了唱碟、碟机，但是没有喇叭，结果我那小伙伴就把碟机连上了戏匣子，那是我听到的第一首古典音乐曲子：《梁祝》，当场就惊呆了，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声音！也从此知道收音机还有这作用！不过这一切都是偷摸进行的，那个年代《梁祝》属于‘黄曲子’，我们在大人回来之前打扫现场，不留痕迹。”上大学后，童先生用的是一种便携式收音机，也叫半导体，“必须有短波，不然没人要。”

　　60年代也有少数家庭有电视机。“一般都是‘双高’家庭，高干或高知，高干得是十五级以上，差不多厅局级。那个年代的哈军工有一批国宝级的知识分子，毕业于清华、复旦等顶级学府。”童先生说：“有电视的家庭高知比高干多，高干家庭有的是工农干部，负担重，而高知家里孩子少，经济压力小，也有文化需求，在都看露天电影的年代，谁家有电视真是件稀罕事。当时的电视做得很原始，有的有壳子，扣不好挺土的，有的干脆没壳子，就是显示屏外加裸露的电子管，加上‘梢梢’（开关）。我们和电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毛主席逝世开追悼大会的时候，学校搞了几个分会场，除了大操场，三好生和积极分子可以去礼堂看电视，四个桌子对在一起，我们当时看的是一个九寸黑白电视，但是足以使我们惊讶万分：这东西怎么能这么精细？能听到同步的声音，还把现场情景尽收眼底！”

　　穿戴里的最大品牌也叫“军用”

　　从建国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眼中最美的衣服非军装莫属。童先生说：“一上大街大家都对我们行注目礼，谁看了都眼红，军工的衣服帽子都是美观、实用又暖和。看军装就知道这孩子家大人是干啥的。一身黄是陆军家的，上面绿下面蓝是空军家的，一身蓝是海军家的，军装料子是卡其布的，洗得发白穿着越牛！军工手闷子大拇指和食指是单分的，为了射击方便，中间有个绳，里边是毛的，外边是绿卡其布的，玩儿的时候把手套系在身后！爱耍一点的人，梳个大奔头，上身穿军装，里头是竖烫绒的棉袄，整个白口罩，但不是戴到鼻子上，而是塞在军衣的第一、二个扣子中间，露出两个小白绳，往上套在脖子上。还有军用大头鞋，表面翻毛里面羊毛，穿上真拉风啊！我们重点保护的是军帽，容易遭抢。军帽是羊卷绒的，细腻又好看，我们上街一般不敢戴，因为抢帽子都是团伙一起上，互相打掩护。再就是上电影院必须摘帽子，过去那电影院都是大铁栏杆拦着，你在栏杆里头排队，他在外面抢来帽子就跑，你来都不及跳出去撵他。”

　　“老奢侈品”中的文化印记

　　在吃穿都发愁的年代，哈尔滨人还是保持着对文化的渴求。胡先生回忆说，当年人们结婚讲究“三转一响一咔嚓”，三转就是三大件，一响是录音机，一咔嚓是照相机。当时流行的照相机是海鸥牌的。“同时受俄侨影响，家里会有一种拉桌，两边圆弧型中间可以拉开，差不多每家都会做苏波汤，同样，有很多人家会有一种乐器。”刘先生说：“还有些人家有银质餐具、俄罗斯咖啡壶、油画，都让人羡慕。如果有钢琴那还了得？一定是资本家！都是1000多块的名琴啊！1000块什么概念？当时3000多能买座房！”

　　80年代以后：炫富标准三年一个样

　　哈尔滨胡先生说，文革的结束让人们感到精神自由了，首先便在穿着上开始放松。“77、78年左右就开始有喇叭裤、蛤蟆镜、男人梳长发这样一些装束。”而让胡先生最震撼的是录音机：“出现了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录音机，我们叫‘饭盒’，一个214元，松下产的，放上电池提着可以走，单声道，音质非常好也非常耐用，基本都是从香港走私的水货。哎呀神秘的不得了！大家就开始转录邓丽君的还有国外的一些歌曲。后来又开始出现双卡双声道录音机。当时我听了之后简直都不敢相信，两个喇叭出两个合声，真是太爽了！听交响乐听独奏效果都很好，那种感觉太开心了！当时结婚讲究要有几大件儿，其中就有立柜、拉桌、沙发、写字台、酒柜、双人床等，有些人家会做，有些人家请人做，买木头，反正都是自己弄，商店根本没有卖。”胡先生回忆说，1987年后或者更晚些，“大哥大”手机成为有钱人的象征。“贵的时候两万多元，后来有一万多元的，通话质量非常不好，还双向付费，一分钟要一块多，很霸道。和手机一起用来炫耀的是装手机的包，像砖头似的，带个横梁手可以插进去，拎着走在街上很招摇！脖子上再挂一个链子，基本就是大款的标配了。出去吃饭，把包先拉开，把手机放在桌子上，然后里边儿露出来两打钱，其实多说是两千块钱或者一千块钱，因为就是十元钱的100张。有事儿没事儿先按出去，要大声的喊几嗓子，让四周的食客们都能听见他在用手机，而且故意说的时间很长，其实根本就没开机。”

　　再后来，奢侈品不断变迁且更新的越来越快：私家车从无到有，从几万到几十万再到上百万……其实每一种“奢侈品”都是时代的符号，很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只有人们从这些“奢侈品”中真正萃取到了精神的力量，它作为“奢侈品”的价值才会永存。也许，这是一个值得今天急着赶潮流的年轻人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