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额尔古纳：中国历史的后院

　　史诗电影《指环王》开篇第一句话：这个世界改变了。从狩猎，到游牧，到农耕，再到城市化。草原的变迁一一在目。对在草原长大的孩子来说，最美的风景是夕阳下帐篷里升起的炊烟，那是妈妈的呼唤，家的温暖。越是游牧的人，内心对回家的渴望越是铭心刻骨：是回到妈妈的温暖里，也是回到人类灵魂的源头里。当全世界的农耕文明渐渐取代着狩猎和游牧文明时，后者却总是胡打乱撞地进入人类文明历史中，他们的血性，不羁，天然……如野草般的生命力，即使经历千年，也依然生机勃勃。他们在今天，虽然看似成为了边缘人，但他们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更是千百年来塑造着人类性格，并继续以深不可测的力量影响着城市中生活的现代人，使现代人的血管里游走着一种叫“寻找”的因素。

　　初秋，我们的采访组沿着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母亲河——额尔古纳河，去往中国最大的草原——呼伦贝尔草原。回溯厚重历史的现实遗存，体验草原精神的母性包容与父性博大，看看生长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人们，从古到今，从传统到现代，从长者到孩童，如何找寻那一条回家的路。

　　呼伦湖，英雄出处

　　“奉天命而生的孛儿贴·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渡过大湖而来。”——《蒙古秘史》开篇

　　这里记录了一支部落从额尔古纳河中段森林地带出发，穿越呼伦贝尔草原，在呼伦湖畔做短暂停留后，启程奔向一个民族的恢宏历史中。

　　呼伦湖，当地人称达赉湖，蒙古语意为“像海一样的湖泊”。早在《山海经》中便有关于呼伦湖的记载，那时名叫“大泽”。

　　画家李玉成二十几年来在此地写生，他同时也是各项国家科研项目的协作人。他的作品印刷成了年历，至今还被挂在拴马桩管护站的办公室里，上面用铅笔写着他的手机号码。

　　呼伦湖畔到处都是红褐色的水藻，李玉成说这是盐碱地的标志。而在过去，他可以在这里打上好几网的鱼，给朝夕相伴的小黄狗吃，惯得它只吃大鱼，见了小鱼根本不屑一吃。现在？李玉成苦笑摇头。湖水已经退了又退，原来大半截泡在湖中的成吉思汗拴马桩，已经全然裸露。我们站在断崖上，看着不远处的湖水泛着黑色脏浊的光，一浪浪地扑在岸边，留下像石油一样粘腻的东西。看着这样的湖水，试图遥想当年蒙古族先祖们在此处下马饮水的情形，实在是对想象力的一种摧残。

　　天空有鸟飞过，飞得很低。当地的鸟类以夏候鸟为主，已发现的白枕鹤、半蹼鹬等9种鸟被列入世界濒危物种红皮书；乌雕、小天鹅等20种鸟被列入中国濒危鸟类红皮书。我们仰起头看着辽远干净的天空，感受着风吹过耳际把头发刮乱时那种自由的气息。这里是鸟儿的领地，它们飞翔的姿态，就像马儿在草原上奔跑的样子，而马背上的蒙古族人，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驰骋出了一个传扬世界的英雄传奇。

　　湖畔的生死轮回

　　成吉思汗拴马桩是蒙古英雄传奇的一个见证。准确点说，应该是“据说”是一个见证。

　　传说，成吉思汗在长年征战中，亲手调教驯服了八匹草原上的骏马。在一次战败撤退中，军队来到湖边安营扎寨，养精蓄锐，骏马忍不住清闲，日日奋蹄嘶鸣，渴望重返沙场，巨大的拴马桩被马缰勒出一道又一道纵横交错的纹路，连燕子和飞鸟都可以在里面筑巢。后来，成吉思汗率部从达赉湖杀出，从此谱写了一代天骄的动人伟业。

　　按照心理学家荣格的分析，“集体无意识”一直潜藏在每个人的无意识的深层。那么“尚武精神”应该是依然流淌在今日蒙古族人的血脉里，在这样的石柱崇拜上，传递出一种苍凉、神秘、野性的生命信息。

　　历史考证和民间流传一直是一支主线上的分岔，无论这块石头到底是什么，一旦人们在它身上承载了一种信任，它便具有了力量。接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的膜拜。

　　如果说呼伦湖是成吉思汗成就伟业的一个起点，那么它的姊妹湖贝尔湖，则承担了一个“回家”的伤痛。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是出自《易经》的“大哉乾元”。虽然国名取自中原文化，但后来的皇帝并不亲近汉文化，儒臣也没有受到重用。元朝短短九十年，历经十一位皇帝，很多皇帝是非正常死亡。最后一位元顺帝在亡国时，仅存一口气想逃回生养祖先的草原，然而这一人类最本能的归家心理被朱元璋破译，他派兵在草原截杀，将元顺帝一举灭于贝尔湖附近。

　　生与死，恰恰像走过一个轮回。

 

　　邱处机的呼伦贝尔游记

　　大兴安岭西麓森林的边缘与呼伦贝尔高原毗邻，形成了水草肥美的天然牧场，呼伦湖如一颗明珠一样点辍其中。

　　成吉思汗在世时，曾力邀长春真人丘处机，“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腾保身之术，腾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当时丘真人已是高龄，但他还是带着弟子向着内蒙古进发了，途经呼伦贝尔大草原时正值阴历三月，“远有人烟，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无复寸木。四望惟黄云白草。又二十日，方见一沙河，西北流入陆局河。”

　　“水濡马腹，旁多丛柳”，“水始泮，草微萌矣”。这两句话写的正是呼伦贝尔草原春季的典型环境，水不深，刚到马的腹部，河的两岸柳树丛生。河水刚刚解冻，冰块还在水中漂

　　浮，青草崭露头角……这样的描述极其简洁形象。

　　邱真人在呼伦贝尔草原逗留达月余，还遇到了草原婚礼的盛况：“时有婚嫁之会，五百里首领皆载马潼助之，皂车毡帐，成列数千。”不过，后人按照时令与习俗考证，认为邱真人遇到的应该是草原的“额莫那”节，鄂温克牧民称之为“瑟宾”节。每到农历四月，牧民们的春羔已经接完，大忙季节已过，同时又要着手准备给马打印记，给羊剪耳记。一来时节刚好，二来是为尊贵的客人尽地主之谊，正好举办具有传统特色的盛大庆祝活动。

　　“二十二日抵陆局河，积水成海，周数百里。风浪飘出大鱼，蒙古人各得数尾，并河南岸西行，时有野韭为食。”其中的“积水成海”正是讲到呼伦湖。这个时候，邱真人不仅吃到了河尚岸的野韭菜，还见到了草原上遍地的黄花，即金针菇。

　　这是草原历史上蒙古首领与中原文化的一次重要会晤，而呼伦贝尔草原则承载了第一站的使命。邱真人的游记也为也研究蒙元时期的哲学思想史、宗教史、民俗民风和历史地理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敖鲁古雅的桦皮船正向博物馆驶去……

　　——敖鲁古雅诗人维佳

　　在额尔古纳右岸，大兴安岭如伸长的手臂，养护着它脚下的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松辽平原和松嫩平原大片区域，它们成为历史学翦伯赞笔下的“中国历史的后院”。

　　而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深处的鄂温克人猎人，在这块天然乐园里自由自在地游牧，旁若无人地做着这片森林的主人。

　　当伐木大军进入森林，鄂温克猎人渐渐发现，清静的山林开始变得像热闹的集市，树木正在萎缩，森林里的动物精灵们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延续了千百年狩猎传统的鄂温克人放下猎枪，离开了森林。

　　鄂温克的现代传奇

　　当一些人选择离开的时候，另一些人却选择了来临。同一个地方，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回不去的故乡，却不经意间成了另一些人的精神家园。

　　蔚蓝的天空下，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木构建筑矗立在空旷的大地上，有着倾斜度和面积都极尽夸张的屋顶，使得两层的楼房看上去像是平房一样，棕色的屋顶斜面上开有两个玻璃窗，让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科幻作品中某种携带高新技术的机器，唯有家家门口摆着的出售鹿产品的汉字招牌是充满现实感的。

　　这便是我们此行的终点——位于根河市以西3公里、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处的一个微型族群聚居地，住有200多名鄂温克人的敖鲁古雅。

 

　　住进芬兰房子的使鹿部落

　　来自贝加尔湖畔、尼布楚河上游，以驯鹿为生，信奉萨满教，中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酒量大，枪法准……诸多历史与现实的标签，使得鄂温克充满了神秘色彩。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一书中，作家迟子建借女酋长之口描写了这个民族在面对文化变迁时的顽强坚守，仿佛拥有史诗般的力量。

　　他们原本生活在距离敖鲁古雅将近300公里的阿龙山上，2003年搬下山，住进这片当地政府为他们免费修建的房子。这些房子的设计工作由芬兰的一家公司完成。芬兰的拉普兰地区位于北极圈内，生活着一群同样靠驯鹿为生的萨米人，经过有意识的推广，萨米人和驯鹿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驯鹿雪橇则成为最受欢迎的一项体验活动。目前，敖鲁古雅正在参照拉普兰的发展模式进行旅游开发，村口已建起了售票处。此时，太阳徐徐西下，窒外温度不足十摄氏度，寒意顿生，村中宽广的道路上行人寥寥。

　　这个特殊的村落共有60多座房子，几乎每家每户都经营与鹿有关的产品：鹿茸，鹿皮及其制成的钱包、挎包。此外还有归心草，一种可以配合鹿茸治疗心脏疾病的草药。村子后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鹿茸加工厂，储藏室里放着几冰柜的鹿角，都是今年夏天刚切割下来的。

　　张大哥来自黑龙江省漠河县，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鄂温克族姑娘，相爱、结婚，来到阿龙山与妻子一同养鹿。那时候还不时兴到边境线旅游，沿线发展经济的条件十分有限。相比之下，阿龙山还有驯鹿，“生活比漠河好多了”。张大哥知识广博，也很健谈，可能因为自身不是鄂温克人，他评价这个族群的时候有褒有贬，既为媒体片面强调他们酗酒而感到不平，也对他们的不足之处直言不讳。最让他的反感的是游客窥探式的询问、拍照。曾有人诘问他为何汉族人要娶鄂温克族女人，在那个热心过度的女游客看来，鄂温克人应该内部通婚，以保存血统的纯洁性，甚至援引一些科学数据来证明，在当代技术的帮助下，近亲结婚已经可以规避重大疾病的发生。张大哥反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嫁给你表哥或表弟？”对方无言以对。

　　不想当萨满的猎手

　　鄂温克人信奉萨满教，认为“萨满”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除了驱魔、占卜、祈福，萨满还主持红白喜事、替人看病，同时承担着祭祀祖先、叙说祖先历史功绩等使命。他们在族中的地位很高，有些氏族部落的酋长干脆由萨满兼任。

　　萨满在传承上有一定的私密性，可传承给自己的子女或弟弟、妹妹。如果本人没有后代，会在氏族中挑选接班人，被选中的人及其家庭都会觉得无上光荣。

　　使鹿鄂温克人最后一位萨满挑选的接班人，是玛丽亚·索老人的二儿子何英刚。

　　可偏偏，他不愿意当萨满。

　　何英刚十分聪明，枪法好，但是争强好胜，没少因为打架惹麻烦。有一次他外出打猎，猎得一对大鹿角，回家途中在一家饭馆吃饭，中途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发现鹿角不见了。旁人告诉他，刚才有个地痞路过，把鹿角强行带走了，还没走远。何英刚抄起猎枪追出门，只见前面一百多米，有个人正拎着一副大鹿角往前走，他抬手便是一枪，那人应声倒地，子弹正中大腿。何英刚走上前捡起自己的鹿角，回家了。那人当即报了警，20世纪80年代正是“严打”的时候，一些轻微的伤害罪都有可能被重判，严重者甚至被判死刑。何英刚一口咬定自己是正当防卫，加上那副鹿角价值高昂，无论那个地痞被认定是偷盗还是抢劫，都难逃重罚，此事遂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何英刚与朋友喝酒，出门时，有人嫌电视台的灯塔晃眼，他二话不说，拿出猎枪，一枪把灯塔上的灯给打灭了。警察又找上门来，这回他学乖了，不管如何讯问，坚决不承认，派出所迟迟破不了案。一天，派出所所长找他聊天，装作不经意地说起此事，感叹一句：“也不知是哪个家伙闲着没事，打了五六枪，才算把那个灯给打坏了。”何英刚当时就急了：“谁说打了五六枪的？我一枪就打掉了！”

　　虽然没少惹麻烦，但是族人并不讨厌何英刚，当然，也没人敢惹他。

　　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鄂温克优秀猎人，正当壮年时却死于一场醉酒。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之后，他淌水过河，中途绊了一跤，脸朝上摔在河水里，呛水身亡。其实河水并不深，仅及膝盖。

　　萨满是鄂温克人的精神崇拜，森林驯鹿生活是他们安身立身的根本。如今，鄂温克人基本都迁徙下山，在平地建房定居，村中再难觅萨满巫医的身影，对自然的崇拜也渐渐淡漠了。

　　2008年初，奥运会召开在即，以安全为由，鄂温克人的猎枪全部被收缴入库，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偶尔在族中的盛大节日“瑟宾节”上，猎人们能再摸摸猎枪，对着不远处的靶子射上几发，纯属是助兴表演了。

　　直到现在还有人感慨，若是何英刚在世，他肯定会去要回猎枪。

　　80后游牧者

　　在敖鲁古雅南端的森林中，我们找到了一处鄂温克人的驻地。离开公路，沿着一条土路往树林深处驶进2公里左右，来到一处相对开阔的地方。车还未停稳，便看到一只小鹿从林中跑了出来，看了我们一眼，又折了回去。

　　走入林中，但见数十只鹿或站或卧，有些刚露出树棍型的小鹿角，有的鹿角已大如灌木丛。有些鹿用绳子拴在树上，这些是母鹿，母鹿在，就不怕小鹿会跑得太远。鹿群旁边搭着三四个简易帐蓬，只是用数根木棍围成圆锥形，外面覆以雨衣，那是鄂温克人在猎狩和游牧时最常搭建的住所，叫“斜仁柱”，俗称“撮罗子”。

　　这是一个仍保持着野外驯鹿习惯的鄂温克人家，一共五口人。他们寻找苔藓茂盛的地方扎营，因为苔藓是鹿最喜欢啃食的食物之一，鹿群吃完一片苔藓之后，便往下一处丛林搬迁。呼伦贝尔市有些人会带一些朋友过来参观、游玩，我们看到了两拨游客，他们拿出面包、西瓜，挑逗、喂食那些鹿。鹿群似乎对这些外来食物并不陌生，围在高举食物的人身边，不停把嘴巴往前凑。鹿的性格很温顺，纵使你不把食物给它，它也不叫不咬不踢，凑上一会儿，觉得没意思了，便径自走开。丛林中随处可见人们在喂鹿、拍照的场景，不时传来欢呼声、尖叫声。

　　在一个简易帐篷里，一个相貌清秀的鄂温克小伙子手持尖刀，正在切割桦树皮。他旁边的箱中放有已经制作完成的树皮茶叶筒，大小不一。他背后挂着几张照片，相框是用木条制成的。眼尖的人认出照片中的老人便是玛丽亚·索。小伙子话不多，有人问才答上一句，可能他听到的问题太多了，也都是千篇一律的猎奇式探寻，他只是保持着一种礼貌。

　　一个小姑娘撒着娇让他刻一个桦树皮的烟筒，“要和你用的那个一样的。”他很体谅地笑，但总是不肯刻，“我干这活为的就是一个清净，要有耐心才行，不习惯旁边有人。”

　　小伙子养了一只虎斑小猫，不到两个月大，它的妈妈被一个台湾游客看中买走了，它拥有驯鹿们享受不到的“特权”——它可以在营地里待着，而所有驯鹿都被木栅挡在了外面。小伙子告诉我们，不要把西瓜皮扔在营地旁，这会诱使驯鹿想要挤进来。

　　小伙子生于1980年，是我们此行遇到的最年轻的游牧者。我想到另一个年轻人顾桃，他曾经从大兴安岭走出去，成为北京一名商业摄影师，后来在忙碌中感觉迷失了方向，回到敖鲁古雅后，开始用镜头来纪录这个行将消失的文明，制作了《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呼麦北京》等作品，转型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当一些人选择离开的时候，另一些人却选择了来临。这样的情形我们在许多看似边缘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因为交通不便或经济落后，大量年轻人远走他乡，但是保留下来的美好生态、宁静生活却吸引了另外一些人到来。同一个地方，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回不去的故乡，却不经意间成了另一些人的精神家园。

　　吃过午饭，年轻猎人回到他的小窝棚，给那个小姑娘做她要的桦树皮烟筒。完工后，他在林中走着，不时弯腰捡起刚才游客扔在林中的塑料袋。在大家热烈讨论鄂温克人是否有必要保留传统的游牧生活，以及这种保留能否上升到文化层面等问题时，年轻猎人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不宣扬，不争论，静静地做自己该做的或想做的。其实，对于我们这些都市人来说，迁徙何尝不是常常出现的主题？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家单位到那家单位，从一个住处到另一个住所……倒是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我们停留得最少，只是我们不以为自己在迁徙罢了。而这些鄂温克人，看似在迁徙，但是他们又何尝离开过这个森林之家呢？

　　聊天时，我们给年轻猎人看随身带的瑞士军刀，他瞟了一眼，冷冷地说：“你们这些东西我不喜欢，我只用我们本民族的刀。”

 

　　【TIPS：】

　　明清时期，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被称为“使鹿部”。自从鄂伦春族学会使用马匹后，就不再使鹿，鄂温克族便成了我国唯一饲养、役使驯鹿的民族。除了他们以外，全世界也就是俄罗斯的埃文基人、芬兰的萨米人饲养驯鹿了。

　　驯鹿，鄂温克语称“鄂伦”，一般体长2米左右，高1米多，体重100至150公斤，寿命15至20年。驯鹿是半野生放养的，不用栏圈，不用喂草，任其自由觅食。“但驯鹿喜欢吃盐，当主人要役使它时，只要敲击盐盒子，它就会应声而来。鄂温克人认得自家的每一头鹿，既使走丢了三四年的驯鹿，也能从鹿群中把它一眼认出。”“猎民点附近的食物通常只够驯鹿吃十几天，鄂温克人必须带着驯鹿不停地迁徙。每当夜幕降临，驯鹿便三五成群地离开宿营地，到密林中寻食，天亮了便自动回来，白天不再离开。白雪皑皑的冬天，所有的驯鹿都被放掉，让它们自己去寻找食物。它的觅食能力极强，即使冬天大雪封山，它也能用宽大的前蹄扒开1米深的积雪寻吃苔藓。等到开春，鄂温克人再翻山越岭把驯鹿找回来。有时候为了找鹿，鄂温克人可以一直徒步走到黑龙江。”

　　驯鹿体壮，能负重40多公斤，日行20多公里。最早这些驯鹿是鄂温克人从俄国带到中国的，但这批驯鹿在1892年的瘟疫中几乎死绝，于是猎民又从俄国的阿玛扎尔河鄂温克人那里引进驯鹿驯养至今。鹿群数量少，大概只有几千头，根河市为改良本地驯鹿的纯度，1995年从俄罗斯引进30只良种驯鹿（价值60万元）。以前，驯鹿只是鄂温克人的驮运工具，鹿肉可以吃，鹿皮可以做衣服，鹿奶可以喝。现在驯鹿成了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一头可卖6000元左右，鹿茸、鹿鞭、鹿血、鹿筋、鹿胎更是名贵的中药材。

　　老酋长和她的族人们

　　“我们与他们最接近的时候，便是他们与我们最遥远的时候。”

　　我住在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这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繁华都市，但只要一离开市区就能看到平坦辽阔的草原与牧场，低低的云脚，牛马成群，视野中一座山的影子都没有……这样的风光常让我想起内蒙古，想起在大草原上那次将近一个月的旅程。那次旅行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在根河市阿龙山镇的几天，回想起来像做梦一样，那些鄂温克人与他们背后的故事是如此的“不真实”。我还记得，当我踏着余晖回到住地，向镇里的店家说起山上猎民点的情形时，她们睁大了眼睛的模样，好像我是在说一个遥远的国度。

　　寻找森林之子

　　“鄂温克”是民族自称，本意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和桦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在森林中游牧了上千年，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辗转多处，历经多次迁徙，300年前进入我国境内，在广阔的大兴安岭深处驯鹿、打猎。他们尊重自然，信仰萨满，男人捕猎，女人采集、捕鱼、缝制桦树皮。浆果、蘑菇、野菜，狍子、飞龙都是他们的食物，没有蔬菜，他们就采集野葱，做成咸菜。他们住在随时可搬迁的撮罗子里。他们驯鹿，鹿有时帮鄂温克人驮运货物，有时成为老弱妇儒的坐骑。他们把一只只普通的小狗培养成优秀的猎犬……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这种生活方式，与森林相依为命。他们是森林的子民，离不开驯鹿、离不开猎犬、离不开森林。由于人数稀少，又常年离群索居，很多国人不知道还存在这样一个驯鹿的民族。

　　解放后，处于原始社会的使鹿鄂温克经历了四次移民，从深山老林里迁移到了额尔古纳市的奇乾县、根河市西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满归北的敖鲁古雅乡和现在根河南郊的新敖乡。每次移民都是对民族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挑战，他们作为一个只有200多人的弱小民族，顽强地守护着本民族的文化，可是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把传统继续下去是多么难啊。

　　自从读了鄂温克人的故事，我就有一股去那里看看的冲动。我想知道这个中国境内唯一的驯鹿民族是如何生活的。终于，我沿着额尔古纳河流域慢行，经过海拉尔、额尔古纳、恩和、临江屯、室韦、莫尔道嘎，走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纬度最北的一个市，也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市——根河市，从这里坐火车前往阿龙山镇，追寻鄂温克猎人们的身影。

　　到了阿龙山镇，发现要找到鄂温克人也不容易。山上的猎民是根据气候、降雨、植被和鹿群的需要而转场的，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我在阿龙山镇毫无头绪地打听了两天，终于辗转找到一位认路的司机愿意带我上山，目的地是阿北林场。

　　车子在大兴安岭中行驶了约一个小时，穿越密林与溪流。天空时晴时雨，极目瞭望，到处是一片茫茫的林海，树叶被雨水洗得翠嫩醒目。天空阴云密布，呈现出一种深沉的蓝，远处的山林黄绿相间，地上的水潭倒影着色彩斑驳的树林，偶尔，林子被斜穿的阳光打亮，白桦明黄色的树叶瞬间发射出耀眼的光芒，从绿色的背景中脱颖而出，在车前迎风招展。阳光出现时，我仿佛穿过了一道光的门，走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仙境，这里原始、深邃，是一个森林的王国。

　　下了两天雨，溪流纵横，水声很大。车子快到猎民点时驶入一条更窄的小路，开了没一会儿，司机停下来，说该步行了。小雨依然下着，森林中植被茂密，没有明显的路，数条若隐若现的小道有许多分岔，若没有人领着，在没有太阳的森林里很容易迷失方向。据说为了方便山下的族人找路，猎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树林中做着记号。

　　在密林中跋涉了不到半小时，依稀听到了鹿鸣声，营地就在前方。一走近，猎犬狂叫。这片林中的不少树木已被砍倒，稀疏分布着5顶帐篷，有原始的“撮罗子”，也有军用帐篷，人住在大帐篷里，“撮罗子”放杂物。鹿群都在，上百头，是灰色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来到了这里——古老神秘的使鹿鄂温克营地。

　　历史转变的十字路口

　　我选择阿龙山林场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住着玛丽亚·索老人。鄂温克人既信仰萨满教也信仰俄国的东正教，“玛丽亚”这个名字据说是在教堂取的。玛丽亚·索出生在阿龙山的原始森林里，人们推算她有80多岁了——使鹿鄂温克人没有日历，玛丽亚·索也不知道自己出生的具体时间，她的年龄是以山下的同辈人作为参照得出的。

　　玛丽亚·索包裹着头巾，一副俄式打扮，总是坐在地上，神情慈祥和蔼，见到外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似乎早已习惯了生人的好奇眼光。她话不多，只说鄂温克语，她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最后一个不说汉话的人。据说老一辈的鄂温克人还会说俄语，因为年轻时要用鹿产品和猎物去和俄国人做交易，换取粮食和布匹。

　　玛丽亚·索一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她热爱森林，离不开驯鹿。2003年根河进行生态移民时，让大家投票选择去向，敖鲁古雅乡231名鄂温克人按了手印，她没有按，与追随她的猎民一起回到了养育鄂温克先辈的大森林里，继续过着游牧的生活。因为她的坚持，猎民点才能延续至今，并且尽可能保存下了鄂温克的风俗文化。由于对森林、驯鹿的了解与德高望重，她成了猎民点上的“点长”。敖鲁古雅的猎民们常被外来者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于是玛丽亚·索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部落酋长”。

　　有人统计过，玛丽亚·索不仅最有权威，而且还是财富最多的人，她有300多头驯鹿（其他人最多只有几十头），按照一头5000元的市价，她拥有150万的家产。不过，物质对她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也许她也不太了解物质生活究竟可以为她带来什么变化，对“新生活”没有兴趣，她依旧过着简朴的日子，和她的祖先们一样，生活在大山深处。

　　在猎民点上的另一个帐篷里，我见到了芭拉杰依，人们习惯称她为芭姨。芭拉杰依的妈妈纽拉是使鹿鄂温克人的最后一位萨满，1997年去世。芭姨的大女儿柳芭是敖鲁古雅乡第一个鄂温克族大学生，考上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但柳芭不喜欢城市的吵闹和复杂，她想念森林、想念家人，1992年，她申请停薪留职回到了故乡。“在森林里还没呆到三个月的柳芭，就因不适应居无定所的生活，被一场风寒纠缠了很久。此后，她一直感到虚弱、疲惫和烦躁，常借助药物和烈酒刺激自己，一喝起酒来就狂饮不止。她逐渐感到厌烦和慌闷，又向往起城市生活，因为山上没有音乐、电视和美术展。”生活太乏味单调了，而她已不是原来的柳芭，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简单生活了。据说她常常醉后悲呼：“我不想活了，活得太累了。在城市不行，在这山上也不行，我哪儿也呆不下去。”她像钟摆一般痛苦地徘徊在城市与大山之间。2003年8月11日中午，年仅42岁的柳芭酒后不慎坠入敖鲁古雅河溺亡。

　　柳霞是柳芭的妹妹，宽厚朴实。她带我去看鹿群，教我拿列巴（面包）喂鹿，要撕成非常小的一片片，鹿才吃。驯鹿温顺胆子，因为不熟悉我，不敢过来。也有胆大的，从我手心里舔走了列巴，但还是不放心，随时准备逃走。它们怕我，我也怕它们，于是在面包进嘴的那刻，我们几乎同时向后跳开。鹿的嘴部湿湿的软软的，有很温柔的感觉。

　　柳霞看鹿群的眼神就好像看自己的孩子，她很疼爱自己的鹿，给每一头起了名字，慈爱地抚摸着她们。柳霞教我怎样接近鹿，但鹿很敏感，常常还没等我靠近就跑开了。柳霞说我8月底来不是时候，鹿都剪了鹿角，不那么好看了，5月来最好，有好多小鹿呐。席慕容（原籍内蒙古查哈尔盟明安旗）2007年5月到过营地，带来好多人，住了好几天。席慕容很喜欢这里，送给了他们一些礼物，给柳霞的是一个景泰蓝的手镯，她很喜欢，宝贝着呐，她的亲戚要试戴，她着急地抢过来说：“这个不能给你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

　　柳芭的弟弟维佳，像不少文章中描述的那样，头发乱蓬蓬，眼神浑浊，总是默默喝酒，半天不动。维佳也喜欢画画，1992年柳芭曾把他送去中央民族大学学国画，但他不喜欢城市，因酗酒打架被开除。回到猎民点后，他也难以适应小村镇的乏味与闭塞，时常喝闷酒。

　　让维佳难以接受的是鄂温克民族狩猎文化的消亡。敖鲁古雅的鄂温克猎民曾经多年来合法地拥有枪支，2003年生态移民之后，枪支被没收，狩猎行为已经极少了，重点工作被“牧鹿”代替（因此称营地为猎民点已不太准确）。彻底放下猎枪，结束沿袭了上千年的狩猎、游牧民族传统，对于使鹿鄂温克来说是艰难的改变。有25年狩猎经历的维佳对收缴猎枪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他是最后一个缴枪的人。眼看自己的民族文化走向没落却无能为力，维佳非常痛苦，他曾对纪录片《敖鲁古雅养鹿人》的导演顾桃抱怨：“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面临消亡，喝死，喝死拉倒。”

　　维佳看起来不那么容易接近，但与我聊得开心时，他突然问：“你想看我的速写本吗？”我喜出望外。他领我到另外一个大帐篷里，找了半天才找到，一本大，一本小，画的数量并不多，有鹿王、小鹿，躺在地上仰望的天空和树林，还有两幅别人画他的素描，本子里还有席慕容给他的题字。爱绘画的维佳苦恼在这里买不到绘画材料，在根河市都买不到。我问他：“你想北京吗？”他反问我：“怎么能不想呐？”我说：“那你可以回去啊。”他说：“怎么回去啊，回去做什么呐？”是啊，他都40多岁了，回北京做什么好呐？学画画？谁支付学费，怎么生活呐？维佳在山上其实很寂寞，没有人能理解他，他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猎民点上不通信号，就这么几户人家10来个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猎民自己下山到镇里采购些粮油米面，找找朋友喝喝酒唱唱歌。与山林做伴的生活听起来很浪漫，但其实单调而清苦。

　　柳芭与维佳的人生就好似使鹿鄂温克人的缩影。世界变了，环境变了，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基本荡然无存，传统文化已经很难再延续了。不能随意砍树了，不能打猎了，枪支被收缴了，猎人们原来熟悉的生活方式已逐渐远去，他们拥有的关于森林的丰富知识、世代传下来的经验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作为猎手的技能仿佛一夜之间完全无用了，他们在新的世界面前感到茫然慌张。他们站在历史转变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只有烈酒可以给他们暂时的安慰。

　　悲壮的选择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传统生活能够绵延至今，很可能是因为居住在森林，没有多少和其他文明碰撞与融合的机会。封闭性导致了传统的留存，这种传统在开放的世界面前是极其脆弱的。就像世界上许多文明、民族诞生初期那样，高山深谷的阻隔，使各个族群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自由发展，自我繁衍，产生了多样的地域性的文化。可是现在，随着全球交往的频繁，民族的界限正在消失，世界大同是可以预知的方向，摆在使鹿鄂温克人面前的痛苦是全世界几乎每个民族都要面临的保护与发展的难题。遗世独立是不可能的，他们存在的环境已经整个改变了。

　　鄂温克是个狩猎民族，以往他们靠打猎、兽皮交易就可以养活自己。可是现在，环境多么脆弱啊，野生动物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兴安岭物种遭受严重破坏，“棒打狍子碗瓢鱼，野鸡掉在饭锅里”的美好自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不收缴猎枪，他们也很难仅靠狩猎养活自己，如果继续打猎，很可能会毁掉他们热爱的家园。玛丽亚·索曾说：“过去，打猎、放驯鹿的地方挺大的，方圆上千里，一直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境内都去过。不管多远的路，我们都牵着驯鹿走。那时，到处都有猂、鹿、灰鼠子。现在不一样了，到处都有人，到处都有偷猎的人。这才过去几年呀，可现在我们连自己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放自己驯鹿群的地方也没有了！”现在营地上的鄂温克人日常补给要靠乡里从山下带上来，若是吃完了却没有人上山来送，就只有白水就干粮。他们已经不能自给自足了。继续留在山上，对许多拥有驯鹿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得已，绝不浪漫，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持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悲壮的选择。

　　我拒绝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他们山上的生活，我不忍心称他们的生活环境为童话。说到底，文化只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适应，是一直变化着的，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人的生存都难以保证，文化又怎能传承？

　　我上山时满心雀跃，下山时心情复杂，有种难以言说的苦涩。回想在山上的短短6小时，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我甚至不敢留在帐篷过夜，因为我无法忍受那样艰苦的生活，就像一名网友所说：“我们与他们最接近的时候，便是他们与我们最遥远的时候。”可是，当我告别时又是那么不忍，他们每个人的面孔和故事在我脑中像过电影般飘过，然后和鹿铃声、猎犬声一起越走越远。

　　离开阿龙山镇的那天，天上有非常美的云彩，想到在阿龙山的这几天，竟有些热泪盈眶。敖鲁古雅的驯鹿人，我们会再见面吗？我还会回到阿龙山吗？前几天，我为落雨为修路为找不到合适的司机困在阿龙山而郁闷烦躁，今天，这个坐落在林海中的偏僻小镇，竟让我难以割舍。

　　我坐在民居门前的长凳上，惆怅地望着天空，云朵是那么漂亮，大团大团地漂移，阳光照亮了对面的山坡。才5点多光景，太阳就能把人的影子拉得那么长。那一刻，我真真切切觉得自己是个漂泊的旅人，无力留下所有美好的东西。天空风起云涌，别样的滋味在心头。森林中的人们啊，也许有一天你们不得不彻底告别熟悉的生活，可是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走远，还是会留在森林边上。不管有没有猎枪、有没有驯鹿，在我心中你们永远是森林之子。

　　TIPS

　　鄂温克人很少猎杀驯鹿。但是偷猎者经常会在驯鹿出现的林子里下套。等鄂温克人寻找时，有时驯鹿的尸体上已经爬满了蛆虫，偶尔还有气息的驯鹿却因为腿被长时间套死而断腿，不得不被人道杀死。

 

　　生命之旅

　　巴尔虎草原，炉灶守卫的爱情

　　采访的路上，一行人在车里贡献各自听过的笑话。

　　有人在草原上吃羊肉，吃一口，叹息：不是那个味儿。主人闻言，默默出了帐篷，在肉锅里撒了一把羊粪，端回来请他再尝。这回他心满意足：对，对，就是这个味儿，咋弄的？

　　我们便是一群爱吃羊粪蛋的旅行者

　　不肯去路边那些专门用来对付游客钱包的旅游大营，驱车一路顺着没圈栏的草原开，找着摩托车道，七拐八弯地向着最深处走。路过几家蒙古包，司机徐哥对着一户说，我直觉咱们在这儿能吃上饭。

　　于是我们豪情万丈饥肠漉漉地开进去。

　　狗啊，羊啊，人啊，都直着脖子看我们。

　　蒙古包里的女人不住地来回掀起门帘偷偷张望我们。警觉，又有些好奇。我们下了车，远远看见男人打马回来了，不穿袍子，只是登着马靴，很英武，很精神，走路，干活，说话，都干脆利落。

　　我们问，能在您家吃个饭吗？

　　他摇头，不能。

　　我们问，一起喝个酒？

　　他摇头，不喝。

　　不能吃饭是因为他们很忙，不喝酒是因为喝酒让人头疼。

　　此时的呼伦贝尔草原，到处是机器收割好后一捆一捆的草垛。排在苍茫的大草原上，像一个个蝌蚪音符。从公路到天际，像一首献祭给长生天的赞歌。

　　他们在为入冬后的草料忙着。

　　我们退而求其次，只求在他家歇个脚。他依然简短地回答：行。

　　进去后，忍不住惊叹：刀入鞘，风收声，一切井然有序，干净利落，哪里像传说中泛着牛羊粪味、膻味的蒙古包？！

　　女人笑眯眯地看我们，摄影师做出手势要拍她，她赶紧放了一脸的笑。她的脸已经被草原的风刮得粗糙不堪，而她的腿已经严重风湿变形，走路都是抠着腰一拐一拐的。我们和男人说话，她坐在他后面，兴奋又矜持地看着我们笑。

　　男人略懂些汉语，司机徐哥略懂蒙语，于是我们知道了，家里的孩子在海拉尔上学，是个姑娘，这次是刚搬家，电视还没来得及装，马绊子坏了，现在得修，买一个就得二十块钱呢。草原上若是没有结实的马绊子，一夜醒来就找不着马了。得与失都是一夜之间的事，半点也不敢马虎。

　　男人忽然吩咐女人给我们做饭。女人用羊粪点着灶火，给大锅添了水。他们的蒙古包内环着一圈丝线，上面挂着风干肉、勺子、锅盖，和一切能挂起来的东西。而擀面杖、筷子、剪子，分别用漂亮的花布袋子装起来。每用完一样东西，都会立即擦干净装起来。

　　男人洗了手，接过女人擀了一半的面，三下两下就擀成一个大面片，切成条，倒进锅里。再把擀面杖和案板擦干净归回原处。锅里热腾腾地，散发着羊肉与面条的混合香气。

　　在草原，炉灶是神圣之物，被设在蒙古包正中，它是家道兴旺的象征。“敖包”一词就是从蒙古语“灶火”衍生出来。对于一个家来说，只要有炉灶，有火苗升起，这个家就是受祖先萌护的。

　　我们家乡不也有祭“灶神”的传统？

　　四海皆一家，能共灶吃一顿饭，也是人与人之间美好的缘分。

　　吃到第二碗，我依然馋不可耐，拿着勺子在锅里猛捞，却总是清水入碗。男人接过勺子，沉到锅底，向上轻轻一抄，一整勺面条便到了我碗里。

　　这顿饭，是我在草原上吃得最香的一顿。这么说有点矫情，可食物从来不都是这样吗？不是因为味感，是因为情感，让我们的身心都“吃饱”了。

　　该走了，我们提出为他们拍一张全家福。女人对于拍照这件事总是开心的，她甚至想抱一只羊合影，但是她抠着身影追来追去也没追到一只，头发也散乱了，她有些羞涩，男人怜爱地看着她，在她头上摸了几把，帮她理顺了。

　　若是第一眼看到他们，我们会认为，女人是男人的妈妈。她老了，腰抠搂了，身体不好，整个人像是草原上快要风干的羊肉，而旁边的男人却正是壮年，英姿有力，高出她一头。

　　可是，他们很和谐。用“爱”这个词形容他们的情感总有点怪怪的，就像太阳落山月亮出来，草原枯了再绿一样，他们似乎都不会去想情感要走向哪里，只是走着走着就是一生的伴儿了。

　　敬天敬地敬山

　　听久了《敖包相会》这首歌，人们的浪漫色彩会模糊了敖包本来的性质。

　　“到祭祀祖先之地，烧饭祭祀时，诃额仑夫人到得晚了，因为没有等候她，没有等来了分给祭胙的份子……”失去父亲，还未成年的铁木真和他的家人被排除出了家族领地。这表明了早在公元1172年前后，蒙古民族已经形成了分食“祭胙的份子”的古老习俗。

　　《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曾为了逃避追捕，躲进不儿罕·合勒敦山，下山后，他“面向太阳，把腰带挂在颈上，把帽子托在手里，以另一手捶胸，面对太阳跪拜九次，洒祭而祝祷。”并许下重誓“对不儿罕·合勒敦山，每天早晨都要祭祀，每天都要祝祷，我的子子孙孙，都要铭记不忘！”以感激这座吉祥之峰的福佑。

　　敖包的主体由三部分组成：柳树枝、桦树杆、石块。

　　柳树在萨满教信仰中，代表始母神，表达了蒙古族人对繁衍人口，家族延传的祈盼。桦 树则是北京民族的萨满祭祀中共通的内容，它是人神往来天地之间的凭借，因而也被称“宇宙树”。石块则类似藏传佛教的“嘛尼堆”。

　　通过敖包祭祀，草原人民表达了对天神，山神的感恩。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尊敬，将人的生存，人的危机意识与大自然紧密连结在一起，有效抑制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蒙古大营，“身必有首，衣必有领。”

　　在陈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郊外，有一座蒙古大营。

　　说是郊外，其实就是一条马路之隔，这边是小镇楼房毗领而居，马路那边是一个营房，里面一个个蒙古包，而营地的外边，便是茫茫草原。

　　看起来，它就像是城市的边缘部落，透着些不妥协，透着些微的落寞。

　　这天风很大，就像北京三四月的沙尘天。司机徐哥说，右旗的天气就是这样的。混合了一种草原与沙漠的气质。顶着这样的风，难免让人感觉生命的某种凄荒。

　　每个蒙古包前有一个银色的柜子，和一个勒勒车，有的前面停着摩托车。在草原上，摩托车是现代的马，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头爱。我们截住一个晃晃悠悠走出蒙古包的小伙子，他说他前晚喝多了，我们都忍不住笑了，前晚的酒今天的醉，这大概也是蒙古草原牧民生活的一个侧面吧，这个民族对于酒的热爱闻名遐迩。

　　小伙子叫王连喜，我们的摄影师想给他拍照，他一高兴，回蒙古包拉出另一个赤着上身的哥们，这位醉得更厉害，可听到我们要拍照，他转身也回了屋，穿了一身长长的蒙古袍子出来。袍子已经破旧了，还有几个窟窿，可是那宽大的饰着花纹的皮腰带，颜色很显正气的青色布料，镶着黄边的衣领袖口……穿在草原男人的身上，说不出的贴衬，显得英气又从容。他不说话，偶尔淡淡地笑一下，怎么拍随便，拍完转身就回了蒙古包。

　　如今草原被大量开垦成耕地，很多蒙古族也逐渐失去了民族特征，为了方便，蒙古袍剪成了短袍，因此被称为短袍蒙古族，而那些依然生活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人，被称为长袍蒙古族。王连喜的那位朋友，就是长袍蒙古族人。

　　还有更多生活在城市的人从此不再穿蒙古服装，牧羊人以骑摩托车代替骑马赶着牛羊。

　　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改变，往往可以在服饰上看出端倪，不然也不会有彼得大帝手持利剪的帝国改革，以及香奈尔发明女裤带来的女性解放。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我们发明了更快的交通工具，但我们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却更长了。早已脱下汉服的我们，也同样在向现代化赶超与向祖先回归的矛盾中四顾左右，又有什么理由去计较蒙古袍的长与短、有与无呢？

　　关于衣服，蒙古草原上还流传着一句经典的话：“身必有首，衣必有领。”

　　《蒙古秘史》中提到一位母亲阿阑豁阿，她在丈夫去世后又生了三个儿子，引起非议，她告诉孩子，“每到深夜有一发光之人从天窗飞进屋内抚摸我的腹部，其光芒都透入我的腹内。”从此，一个叫苍天的神灵入住蒙古人的心灵深处，并与他们并肩走向了成吉思汗时代，更被演绎成保佑这个民族的至高神灵——长生天。然而，当时五个孩子纷争不断，母亲取来五支箭，让他们一人一支折断，又把五支箭捆在一起让孩子去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折箭驯子”的故事，为勃兴之初的蒙古人提出了“团结”的概念。

　　后来，五个孩子中的小儿子孛端察儿因为愚拙被兄弟们排挤，他愤而出走，被哥哥找到后，他不断重复着一句话：“兄长，兄长，身必有首，衣必有领啊！”原来，他发现溪边一群游民，不分大小，不分贵贱，也没有头领，兄弟五人合力发起攻击，缴获了游民的牧畜，从此，“身必有首，衣必有领”的理念渐渐成了古代蒙古人的秩序尺度。

　　这种朴素的生存哲学，来自草原民族对大自然的崇敬，他们以一切为师，摸索出了一套草原法则。成吉思汗便是在这种理念下，开始了统一草原并征服世界的行程，“上苍指派我来统治所有国家，在此之前，大草原上毫无秩序可言。”

　　今天，“身必有首，衣必有领”已经逐渐成为草原民族尊老爱幼的文化内涵。

　　王连喜说他是来看姑姑的，他自己住在很远的草原里。他拍着我男同事的肩膀，硬是要留电话给他们。我心里转了一下念头：他会不会和我们收“拍照费”？但说了再见之后，王连喜就高高兴兴地回了蒙古包。我有些懊悔自己的不真诚。

　　遇到另一个蒙古男人，也是高高兴兴地给我们指路，还因为自己刚喝过酒，舌头不顺畅，而显出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他介绍我们到他姨父的蒙古包里玩，可是姨父家上着锁，于是他一把抓起我男同事的手，把我们带到他朋友家——王连喜的蒙古包！于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王连喜再次晃晃悠悠地从蒙古包里出来。

　　蒙古男人的性情，真是让人又想笑又觉得可亲。

　　走出蒙古大营时，看到一位老阿妈，她的衣着在草原上算是时髦的，戴着太阳镜，拎着小手包，花衫紫裙，见着我们的镜头，自自然然地笑，她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像是这处营地最亮的一种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