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史话：铁血为国，不屈英魂

　　1763年的中国，正是世界最强盛国家之一，清政府一统疆土，开一代治国新风。由于实行了较为稳妥的民族宗教及外交政策，周边国家和地区彼此相安无事，国内民族矛盾也大为缓和，社会各界百业俱兴，国家领土基本稳定，整个国家呈现上升态势，位居亚洲之首。此时，东西方文明正处于即将激烈碰撞的前夕。

　　达斡尔族西征戍边的国内外形势

　　十八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已遍及西方世界。英国兴起工业革命，开始在亚洲染指中国西藏事务；葡萄牙也已占居中国澳门，美国则刚摆脱英国宣告独立，而德川幕府时的日本仍在禁教锁国。刚刚结束尼布楚战争的俄罗斯，无奈与中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1689年），在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后，又于1727年再同中国签署《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即今俄蒙边界），之后仍不死心的将铁蹄伸向中亚，偷窥着中国新疆地区。

　　由于中国的巨大影响，在中亚最具影响力的浩汗国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上表清朝政府请为清朝属地，受清政府驻扎大臣节制。之后安集延、纳曼干和玛尔噶朗等民族、地区和部落先后归顺了清朝，中亚出现了少有的安定与繁荣。

　　在国内，因清朝政府彻底废除了宋朝以来的国家贱籍制度，取消了人头税，实行摊丁入亩，加上整肃吏治，全国呈现出空前盛世的局面。仅人口增长一项就由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的9764万人增加到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的3.1亿人。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 中国国土面积也达到极盛，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疆土辽阔，面积达到1200万平方公里，中国再次惊艳了全世界。

　　然而，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强大的清王朝日趋顽固而保守，国内民族矛盾和地区隐患日益增加。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不论沿海还是西南，地方割据、民族冲突、农民起义和境外入侵也接二连三。1747年（乾隆十二年）四川爆发大小金川土司叛乱延续28年；1765年（乾隆三十年）新疆乌什回民起义；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1781年甘肃撒拉族、回族起义；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以及1795年（乾隆六十年）的湘西、黔东北苗民起义和 1796年的白莲教起义，规模之大撼动天下。境外，英国支持廓尔喀（今尼泊尔）在1788年和1791年（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两次入侵西藏，占领后大肆抢掠扎什伦布寺，达赖和班禅不断向乾隆皇帝求援，直至清军1792年大举反击才得平息。国内外各类矛盾正迅速凸显，特别是新疆，隐患丛生。国家已开始盛极而衰，中国最激烈动荡的时代正迅速走来。

　　新疆，自汉代就极具重要战略地位，它不仅是亚欧商贸重要通道，更是历代中原王朝安全执政的重要屏障，同时还是许多游牧民族强势崛起、问鼎亚欧的战略跳板，更是中国“三北地带”的重中之重，独占地缘政治鳌头。正如左宗棠1877年所言：“立国有疆，古今通义……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时至今日，新疆仍突显着其战略地位的独特性与重要性。

　　达斡尔族与清朝军事制度的关系

　　达斡尔族在契丹时代就是极具军事素养的农耕兼游牧狩猎民族，严格的“哈拉”和“莫昆”体制，锻造了达斡尔人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繁重的农耕生活与凶险的山林狩猎又锤炼了达斡尔人坚韧的体魄和强劲意志；繁多的草原部族战争，更是强化了达斡尔人机智勇敢和顽强灵活的军事才能。

　　到明末清军对外兴安岭索伦地区发动战争时，遭遇最强烈抵抗的就是达斡尔人。战争一结束，清朝政府便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陆续编入八旗，统称为“索伦部”。

　　清朝的八旗军事制度起源于古代女真狩猎组织形式—“牛录”（十人队，约似现代军队一个班）。满族俗语称：“一个善射，十拙随之。”即出猎开围时十人为一“牛录”，其中1人为总领，约束其余人等，总领被称为“牛录额真”（十人队长），汉语意为“箭主”。在后金崛起时，努尔哈赤将其改造为军队最基层的组织，以适应与明朝的战争，将一牛录扩员为300人（似现代军队一个营），设“佐领”（牛录额真）1人；又将5个牛录编为一甲喇，定员1500人（似现代军队一个团），设“参领”1人；将5个甲喇编为一旗，定员7500人（似现代军队一个师），设“都统”1人。1601年设满洲四旗，1615年再增四旗，扩为八旗。这三级组织形式便是八旗军队的大致框架，构成清朝军事制度的基本组织形态。

　　达斡尔族进入八旗体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清军入关前的明末崇德五年，共由两部分组成： 前一部分是主动臣服清朝的索伦达斡尔百姓，被皇太极在1640年将其陆续编入牛录，统称为“索伦牛录”；后一部分是战争中被俘的索伦达斡尔人，在迁至盛京（今沈阳）后被编入满洲八旗，以服兵役为主，称之为“新满洲”。这两部分达斡尔人“均隶八旗”，清政府择“其中有能约束众人，堪为首领者，即授为牛录章京，分编牛录”。这在《八旗通志》（初集）卷一至卷十“旗分志”中均有多次记载，如镶黄旗第四参领第三佐领“系国初以打虎儿、萨哈尔察、胡雅尔察等处人丁编立”。正白旗第一参领第十二佐领“系康熙元年，以索伦地方来归人丁编立”，等等。而且“索伦总管为三品，副管为四品”。当时索伦总管卜魁称：“我父在世时（1691年康熙三十年），索伦达呼尔已建十六牛录，今已五十余牛录矣”。然而仍有许多地区的大批达斡尔人不在八旗之内，在陆续迁徙到整个嫩江流域后，继续维持着与清朝贡赋的关系。

　　第二阶段则是全民族进入八旗体制时期，这距离前一阶段已是百年之后了。1731年（雍正九年），清政府指示黑龙江将军衙署，在嫩江流域原“布特哈打牲部落”3个扎兰（达斡尔族60多个屯）和5个阿巴的基础上，正式组建“布特哈八旗”，又称“打牲八旗”，下设 92佐，其中达斡尔族39佐，归为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在这过程中，还建有齐齐哈尔八旗和呼伦贝尔八旗，包括了两地大量的达斡尔族，这些都成为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的清朝军事预备力量。

　　布特哈八旗的建立，标志着达斡尔族全民军事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使这个被统治的民族终于成为清代的军事民族，牢牢套在了清政府的国家机器和军事战车上，自此便成为满清王朝和整个国家的牺牲。

　　达斡尔族在国家军事斗争中的地位与作

　　达斡尔族自古生活于极苦寒的外兴安岭至黑龙江上游区域，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中吃苦耐劳，生活顽强，风气刚劲，民性豪爽，承传了辽代契丹人巧于骑射、骁勇善战的传统，不仅开创了高寒区域的农业文明，还善于建筑城堡，精于狩猎、畜牧、林业和手工业等。清代学者徐宗亮评价说“索伦、达呼尔两部，则自诩为辽裔贵种，军兴以后功名尤盛。”以至于黑龙江上游一带许多族群都“不问部族，亦雅喜以索伦自号。”从这点可看出，作为契丹后裔的达斡尔族在外兴安岭一带是颇具影响力与凝聚力的。

　　清王朝十分忌惮黑龙江上游一带索伦达斡尔人，一方面源于契丹人在辽代对女真有长期统治，另一方面作为契丹后裔的这个民族确实拥有顽强的战斗力，是黑龙江上游一个强悍又令人敬畏的民族。清朝若发动对明朝的全面战争，就必须先征服索伦部以除后顾之忧，这便成为统一黑龙江流域的重要首选。为实现这一目标，清王朝（后金）采取了软硬两种手段。先是安抚联姻，争取达斡尔族上层人士；继而武力征剿，铲除达斡尔抗清异己。

     1635年（天聪九年）四月，黑龙江萨 哈尔察地方达斡尔索伦首领巴尔达齐第二次率二十二人来清时，皇太极命礼部迎于五里外设宴宴之，并对他的归顺高度重视，宠信倍加，于第二年初（1636年）将皇室格格下嫁予巴尔达齐为妻，招他成为清朝皇家额驸。由于得到清太宗的信赖和支持，巴尔达齐迅速成为索伦各部落的大首领，为清朝统一黑龙江上游和征服索伦部发挥了极其特殊的重大作用。迁入北京后，巴尔达齐被正式编入正白旗，授三等男爵又加封至一等男爵，使其成为清王朝统治索伦部的重要臂膀，政治地位之高，凸显了清王朝倚重达斡尔族的特殊程度以及达斡尔族不可或缺的社会影响。清王朝虽然施展了柔性的怀柔政策，可达斡尔族反清的军事斗争却此起彼伏，各处依然十分激烈。清王朝无奈，也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举行清剿，先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战争。

　　1634年（天聪八年）至1643年（崇德八年），清军对达斡尔、索伦等族群连续进行了9年残酷镇压，其中便遇到了一次最为激烈的反抗。1639年冬至1640年6月，清军与达斡尔族军事领袖博穆博果尔为首的索伦联军爆发大规模战事，战火西起雅克萨城，一直向东到博和里城，蔓延至整个黑龙江中、上游两岸地区。博穆博果尔组织了6千多名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勇士，依托达斡尔族各个城堡如雅克萨、多金、阿萨津、乌库尔、铎陈等五城，用弓箭、猎熊矛、鱼叉、短刀、匕首、棍棒甚至石块进行了最惨烈的战斗。清军对达斡尔和索伦人的勇猛善战大吃一惊，损兵折将，仅马匹就损失五千余匹。战争结束后，清廷严令惩处并撤换了一批清军中高级将领，其中左右翼主将萨穆什喀、索海等人因将士损失惨重，遭到问罪、革职和罚银、籍家等惩处。达斡尔族虽寡不敌众，牺牲巨大，却虽败犹荣。

　　清军此番征讨虽说规模庞大、损失惨重，却意外收获了勇敢善战的达斡尔和索伦部族。自此，达斡尔和索伦部就成为清军翘楚，奠定了在清王朝中特殊的军事地位，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国家军事色彩，成为清政府统一国家、巩固国防、守卫疆土、平息内乱、制止分裂甚至抵御入侵的一支强军劲旅。

　　首先作为国防军，承担了重要的军事驻防、国境守卫以及抵御外敌入侵的任务。据《黑龙江志稿·武备志》中记载：从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开始，清政府在黑龙江城、齐齐哈尔城、墨尔根城、呼兰城、呼伦贝尔城、爱辉城等分别设达呼尔、索伦兵几百几千不等。除驻防以上各城，还承担了中俄新划边界的戍守任务。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在蒙古勘定中俄边界后，新设卡伦（哨所）七十一座，黑龙江将军受命每年轮派索伦达呼尔兵戍守。由于索伦达斡尔兵驻防、戍守、巡边“甚属奋勉”，“颇耐劳苦”，清政府认为“盛京之兵，亦不如索伦达呼尔兵”，因此清朝皇帝经常下诏“格外施恩”，许多达斡尔将士也得到重用和提拔。

　　1765年（乾隆三十年），缅甸入侵我国云南普洱府，攻占东里等地后又围攻腾越、永昌。云贵总督明瑞率清军反击入缅却遭重挫。1769年清政府急派索伦达斡尔兵三千，云南兵五千入缅反击取胜，迫使缅甸政府在本国境内与清朝议和，自此两国安宁友好。

　　1774年（乾隆三十九）至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英国殖民者两次遣使西藏，企图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通商条约。阴谋败露后，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怂恿支持廓尔喀（尼泊尔）入侵西藏，烧杀抢掠，残害藏族百姓。第二年二月，清政府又急派索伦达斡尔等兵力一万余人入藏，打退了廓尔喀侵略军，确保了西藏安宁。

　　其次作为野战军，完成了清政府诸多重大战役和军事行动。如清初平定准噶尔葛尔丹叛乱的战争，康熙就多次将达斡尔族官兵投入许多最惨烈的战役，在近七十年的平叛战争中，被征调的达斡尔索伦将士就达一万余人。1732年（雍正十年）清军以突袭、追击和伏击等战术在外蒙古鄂尔浑河上游的光显寺（即额尔德尼昭）大败准噶尔军，取得光显寺大捷，准噶尔被迫与清廷议和。索伦达斡尔兵由于在战役中“劳绩茂著”，受到清政府“议功奖赏”。1752年（乾隆十七年）清政府为防御准噶尔，又从黑龙江等四城向新疆抽调了索伦、达呼尔兵三千人。1754年（乾隆十九年）再次征调齐齐哈尔驻防及索伦、达呼尔等兵丁一万人，派往西北两路大规模进剿准噶尔叛军。回顾这段战事，清政府认为：“平定准噶尔时，俱系用满洲、索伦兵力所得”。平定准噶尔后，新疆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又连续爆发大小和卓叛乱，清政府又再次征调索伦达呼尔等兵进行彻底平定，成为中央政府维稳新疆的重要力量。至此，新疆统一基本完成。

　　对于遏制国内动乱、叛乱甚至分裂，达斡尔族官兵也成为清朝政府经常倚重的军事力量。

　　准噶尔地方武装的割据叛乱，危害之大祸及整个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其中仅平息准噶尔葛尔丹叛乱的战争就长达67年，从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直打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历经康雍乾三朝。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作为国家军事精锐的达斡尔族几乎全程参加了历次战役，以致清朝政府感慨道：“平定准噶尔时，俱系用满洲、索伦兵力所得”。而誉为清军索伦精锐的正是达斡尔族。平定准噶尔后，达斡尔族将士又投入了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的战争。至此，在统一祖国的新疆战争中，达斡尔族已转战近70年，牺牲遍及天山南北。

　　统一新疆后，达斡尔族官兵被置留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阿克苏、叶尔羌和乌鲁木齐一带，奉命卫戍军政要地，成为清政府在新疆最早的驻防军，实行二、三年一轮换的驻防制度。1762年，根据新疆防务需要，清政府决定在伊犁设立将军衙署，并于第二年陆续撤出奉命卫戍的达斡尔索伦等部队，改以征调移民的方式，征调东北布特哈八旗索伦达斡尔部队携带家眷到伊犁地区永久屯垦驻防，开创了清代在新疆最早的屯垦驻防军，由此开启了中国达斡尔族200余年屯垦戍边新疆的悲壮历史，被后人敬称为清代最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