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中国最有名的哈尔滨“老乡”

爱泼斯坦

1919年，幼年爱泼斯坦与母亲索妮娅在哈尔滨

　　在中国，爱泼斯坦是最有名的几个外国名字之一。他的身份很难被简单的定义：波兰裔、犹太族、中国籍、中国*********党员。作为国际著名记者、作家，他与斯诺是挚交，曾掩护邓颖超转移，为宋庆龄作传，为新中国创办第一本外宣杂志；作为“特殊的中国公民”，他90年的人生里有82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受到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5年，爱泼斯坦在北京去世，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很多人都知道爱泼斯坦在天津长大，却不知道他在中国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提到了自己在哈尔滨的童年生活。

　　一个波兰犹太家族

　　爱泼斯坦出生于当年波兰控制的维尔纽斯（如今的立陶宛首都），他的父母是信仰社会主义的犹太人，是反对沙皇组织——犹太劳动同盟成员。他的家族成员中有几十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父亲也因为参与革命运动多次被捕，也是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妻子——一个来自富庶犹太商人家庭的女孩。

　　爱泼斯坦的母亲16岁就参加了革命，不久因有人告密而被抓进监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纳雷姆。后来母亲在回忆起这段时光时，一点没有觉得是苦难，相反感到兴奋和开阔眼界，因为和她同行的都是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前苏联的显要人物。

　　爱泼斯坦的父母在犹太劳动同盟是上下级关系，父亲比母亲大5岁，在她坐牢期间多次秘密给她捎东西，志同道合的友谊成功升华成爱情，后来回到故乡结了婚。1915年，爱泼斯坦出生了。“一战”期间，爱泼斯坦的父亲被就职的公司派往日本。当德军逼近华沙时，母亲带着爱泼斯坦逃亡到亚洲投奔父亲。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一家人说好在哈尔滨会合，然后一起坐火车回俄国，爱泼斯坦和母亲先期到达。“父亲来接我们时，西伯利亚内战切断了铁路线。几年后铁路恢复，可是父亲所属的犹太劳动同盟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越来越糟，我们只好留居中国。”

　　记忆中的哈尔滨

　　在回忆录中，爱泼斯坦用一整章的篇幅来描述他在哈尔滨的童年。“我们所住的房子是俄国式的，木结构，房间有带檐的走廊，房子坐落在一个小院子里，院中有参天大树，成群的乌鸦在这里栖息、喧闹。城里街道的名字都是俄文的，我们的房子位于‘邮车街’和‘炮队街’（现名通江街）的交叉路口。”

　　在爱泼斯坦的记忆里，夏日的哈尔滨总是很泥泞，有一种四轮的敞篷马车供人雇佣，由鬃毛长长的老马拉着。到了冬天路上的积雪被压得结结实实，交通工具变成了马拉雪橇，底部装有很大的弧形铁滑板。“离我家不远处就是市立公园（今兆麟公园），公园里主要建筑是一座有着洋葱头式屋顶的东正教堂，此外还有一些木板搭建的商亭，出售茶水或冷饮。有一种饮料叫格瓦斯，泡沫很多，用黑面包发酵而成。”

　　在一个幼童的眼中，哈尔滨的城市风格就像一本漂亮、随性又有点幽默的漫画书。“我在公园玩时，常常碰到一个由人做成的‘建筑物’——一位肥胖的、满脸通红的俄国老妇人，换着样的穿裙子，因伏特加喝得太多而站不稳，不是靠大树坐着，就是趴在地上打呼噜。如果大人把她吵醒了，她就嘟噜噜的骂人，而对我们这些叫她老奶奶的小孩，她却总是醉眼朦胧的笑。”

　　爱泼斯坦在回忆录里说，在哈尔滨他接受了一生中唯一的俄语教育，那时很多犹太人都有意识地学习俄语以反抗沙俄的统治，他们都是用俄语认识了普希金、托尔斯泰以及俄文译本中的雨果、卢梭、马克思。年幼的爱泼斯坦虽然对当时的政治气候浑然不知，却在字母卡片上学会了“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这些单词。他还记得一次在市政厅举办的儿童联欢会上，年轻的犹太记者亚历山大·切尔尼亚夫斯基特别幽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没几天，这个鲜活的生命就变成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因采访白俄军官的公开聚会，这个记者被作为“犹太布尔什维克”杀害了。

　　关于哈尔滨当时的经济状况，小爱泼斯坦是通过家里的房东了解到的。房东是一名做大豆生意的犹太人，当时的东北是全世界产大豆最多的地方，房东挂在嘴上的话题就是大豆。当时哈尔滨留给小爱泼斯坦的中国记忆并不多，“只有逢年过节看到中国人的踩高跷表演，伴随着民乐器表演和爆竹声，我当时只有4岁，要仰起头才能看到绑在高跷上的腿。东北人本来就长得高大，穿上表演的大袍，显得更加魁梧，在人们头顶走来走去，像外星来的巨人。为了看这场表演，我们必须到哈尔滨的‘中国城’——傅家甸去！”

　　蓝眼睛看红色中国

　　1920年，爱泼斯坦一家南下天津，爱泼斯坦转学进入天津的美国学堂，从此英语成为他最擅长的一种语言。

　　15岁那年，爱泼斯坦中学毕业进入《京津泰晤士报》做记者。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在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上，爱泼斯坦这样描述当时的天津犹太人生活：“来天津的犹太人当中，只有很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读过大学，他们大多是学医的，因为在沙皇俄国，歧视性的配额限制了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

　　通过工作爱泼斯坦认识了著名记者斯诺，两个人很快成为忘年交，一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22岁时，爱泼斯坦加入了斯诺夫妇主办的《民主》刊物，与司徒雷登一起出任编委。1937年，人在北京的爱泼斯坦听到了卢沟桥事变的第一声炮响。天津失守后，爱泼斯坦一家决定移居美国。可是就在临行前，爱泼斯坦做出了一个让全家震惊的决定：留下来，作为记者见证中国人的胜利。作为一名无国籍犹太记者，这个决定意味着一旦被日军发现，他随时会没命。

　　1937年8月的一个晚上，斯诺夫妇带着三个神秘的中国人来到爱泼斯坦家中，斯诺请他帮助这三位爱国人士离开日军占领区，并特别嘱托要格外关照其中一位“李姓太太”。爱泼斯坦利用父亲的贸易关系，给三个人买了票，把“李太太”打扮成佣人的模样，跟着爱泼斯坦上了船，后来在青岛告别。36年之后，爱泼斯坦在斯诺的骨灰落葬仪式上再次邂逅神秘的“李太太”，她的真实身份原来是邓颖超！邓颖超大声向在场所有人回忆当年爱泼斯坦护送她的惊险之旅，时年58岁的爱泼斯坦激动得热泪盈眶。

　　1938年9月，爱泼斯坦在广州爱国游行队伍中，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久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了她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香港保卫战失败后，爱泼斯坦和在港的所有外国平民一起被日军俘虏。3个月后，爱泼斯坦和三位狱友剪断了监狱的铁丝网，驾着一条小船成功逃离。

　　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抗战军民，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毛泽东还单独接见了爱泼斯坦。同年，为了躲开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出版自己的著作，爱泼斯坦决定暂别中国，去美国与父母团聚。

　　中国的“洋公民”

　　1951年，爱泼斯坦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参与创办杂志《中国建设》，这本杂志就是后来的《今日中国》前身，爱泼斯坦在70岁以前一直担任该杂志的主编。这本倾注了爱泼斯坦大量心血的杂志，如今已发展成为有中、英、法、西、阿等多语种版本的综合性月刊，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1957年，中国政府批准了爱泼斯坦的入籍申请。1964年，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文革”中，爱泼斯坦没有幸免，以“国际间谍”的莫须有罪名入狱5年。上世纪80年代初，他应宋庆龄之邀为其做传，历经10年，终于写出宋庆龄传记的权威版本——《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他写的《西藏的变迁》和《历史不应忘记》两本书以东西方交织的视角，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年过八旬之后，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撰写。

　　爱泼斯坦有过三次婚姻，第二任妻子是英国女士邱茉莉，陪伴他时间最长，她比爱泼斯坦高，还大他9岁，可是两人情深意笃。他们没有生育，领养了两名中国孤儿。邱茉莉去世之后，爱泼斯坦与华侨后代黄浣碧结合，育有两个孩子。

　　爱泼斯坦生命中最后三年时光再次和哈尔滨有了交集。2003年，我省城史研究学者李述笑在出版《犹太人在哈尔滨》大型画册时采访了爱泼斯坦。“他对自己的事讲得不多，但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图片，包括和历届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画册出版后，我们又到北京请他审看。”

　　2004年，第一届世界原居哈尔滨犹太人大会举行，89岁高龄的爱泼斯坦坐着轮椅、乘飞机赶到现场。“虽然他离开哈尔滨时年纪很小，但是他对哈尔滨的那段历史，包括后来的历史都很了解，这点足以证明他非常善于学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博闻强记，谈话思路、思维逻辑非常清晰，一点废话也没有。”李述笑说。

　　爱泼斯坦去世后，他的遗孀黄浣碧女士把他的一件衣服和出席全国政协的证件捐给哈尔滨犹太人纪念馆，作为他留给第二故乡的永远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