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糖厂：从“中国最大”到“第一破产”

阿什河糖厂早年照片

　　 现在的阿什河糖厂

　　一百年前波兰人创办，一百年后一声叹息！

　　在阿城区东部的阿什河西岸，有一群别致的小房子，它们看上去年久失修，被杂草包围，星星点点的几家住户改变不了这里的萧条和落寞。可是这里曾经很热闹。作为中国甜菜制糖业的鼻祖，阿什河糖厂以近百年的历史成为中国糖业史上的传奇。

　　阿城和甜菜，天时地利的缘分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了。一名叫格拉吐斯的波兰士兵负伤了，留在阿什河附近养伤期间，他发现这个地方的气候、土壤很适合种植甜菜，作为一名制糖商人的儿子，他知道商机来了。他从波兰取来种子进行试种。当时的中国农民对此也很好奇，给这种酷似萝卜的植物取了一个东北味十足的名字——甜菜疙瘩。不出格拉吐斯所料，试种果然很成功，于是格拉吐斯向父亲——俄属波兰留布林制糖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建议：在阿什河畔建个糖厂吧。父亲接纳了这个建议，投资60万，交由一个叫柴瓦德夫的波兰商人办厂，请来自波兰的工程师拉辛斯基担任总办。他们把厂址选在了中东铁路附近的阿什河西岸，距离阿城火车站南500多米的地方。3年后，厂区落成，总占地147700平方米，建成两层楼房4座，砖瓦房2处，共计62间。1908年11月，柴瓦德夫注册100万卢布，公司采用股份制模式，由俄国沙皇赦令批准成立“阿什河精制糖股份公司”，公司的其他职员多半是波兰人，从事化学技师、农业技师、机械技师的工作，工人是中国人，忙时达400人，检修期间雇佣50名-80名中国工人。根据清朝宣统二年出版的《宾州府政书》的记载，公司在试运行时，中国工人拿的是定薪，而外国员工则没有固定的薪水，一年后赚了钱，才开始根据每个人工作的难度大小定了薪水多少。这份政书还记载了当时糖厂的生产经营情况：从附近农民那收来甜菜，成本是一布袋300文。制作流程是把甜菜放入锅中熬约12个小时，在锅内放上冷度表，熬到六七十度糖便做好了。

　　公司从波兰、德国、俄国购入一整套制糖设备，每天可处理甜菜近200吨。工厂只在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1月、2月作业，生产的角砂糖主要销往西伯利亚，精白糖销往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比其他货物运费减半，公司每月纳营业税100卢布。

　　不过，世界糖品市场的乐观局面所持续时间并不长。1920年10月份起，世界糖价急剧下跌，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战后不久，以德国甜菜糖为主的欧洲糖业逐渐恢复并发展起来，满足欧洲各国糖品需要；印度、爪哇、古巴等地的糖业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世界糖品供应日渐充沛。另一方面，世界糖品需求疲软，战后各国均出现了通货贬值现象，国民购买力下降。糖价骤落，糖商破产，引起了世界糖业界的恐慌。阿什河糖厂的产量也有了明显下降：从1919年的1261吨，下降到1920年的557吨。

　　1923年，由于生产和经营情况不佳，留布林公司将糖厂卖给法国人经营的松花江制粉厂，柴瓦德夫仅管糖厂生产。3年后柴瓦德夫也回波兰了，糖厂全部转由松花江制粉厂的法籍犹太人喀干支配。1928年，由于债权问题，糖厂转移给美国花旗银行。1931年花旗银行以每年1万元的租赁费租给原糖厂总工程师——美籍犹太人捷科曼，租期3年。从1916年-1925年，大约使用15万吨甜菜，每年平均生产出砂糖1700吨。

　　一位特殊“老工人”的回忆

　　采访中，很多糖厂老职工都向本报记者提到了“吴运兴”这个名字。他与糖厂渊源颇深。从旧社会的工人到新中国的厂长，吴运兴在厂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见证了糖厂的几十年的风雨变迁。

　　1933年，吴运兴进入糖厂做工。此时东北正笼罩在伪满统治的阴云里。1931年9·18事变时，糖厂停产，一年后美国人崔克满以80万日金从花旗银行将该厂赎出，改名“崔克满糖庄”，恢复了生产。可是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不断排挤其他国家的在华资本。1933年开始，崔克满被迫卖出股份与日本糖商高津久左卫门合营，又过了一年，日本人买下了糖厂，改名“北满制糖株式会社”，资金200万元，社长正是高津久左卫门。日本人接手后，增加了生产时间，并凭借日伪在东北的统治力量，组织分散的农民签订甜菜生产合同。甜菜种植面积占到了阿城可耕地的4%。

　　日本人在糖业生产上很有经验，在国内外市场都很强势，接手后糖厂产量一度有起色，可是中国人的日子却更难过了。吴运兴回忆说：“厂里有犹太人、日本人和中国人。100多名中国人都是临时工，生产时就进厂，停产时就清出厂。那时在糖厂干活的人很艰苦，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上一件衣服，人们在车间干活时不穿衣服，光着屁股，腰间扎着个麻袋片。”外国人对中国人管的很严，怕中国人偷东西定了很严的制度。吴运兴还记得，一位老工人的儿子在酒精车间干活，日本人赖他偷酒精，把他打入水牢，白天放出来背铁，背不动就打，最后死在水牢。

　　由于日本人的排斥，崔克满逐渐失去经营权。

　　波兰老乡一度买回股权

　　1945年8月，阿城解放了。苏联红军进驻阿城，赶走了日本人，留下了犹太人，接管了糖厂并临时托给秋林公司代管。可是日本人并不死心。吴运兴记得，一天晚上，几个日本人打算对红军行刺，结果当场就被红军枪毙了。

　　11月，苏联红军将日本人的股份折合成伪币170万日金，卖给波兰在哈尔滨的私人资本企业老巴夺经营，一位苏联工程师担任了厂长。1946年10月，松江省人民政府接管了糖厂。1947年3月，省政府对糖厂追加投资，改名为“松江制糖厂”，成立董事会，董事长是省政府主席冯仲云。1950年，省政府以300亿退换老巴夺股份，糖厂改制为国营企业，改名为“松江省地方国营阿城糖厂”。

　　从辉煌到破产，童年的记忆永远甜蜜

　　糖厂的一个创举是建起了索道空中吊斗运输。为了解决甜菜渣子倾倒造成的市容问题，上世纪50年代，国家在18米的高空建立了一组850米的架空输送索道，横跨厂区东部和阿什河到达渣子场，是我国制糖行业惟一应用于生产的架空索道。解决了过去用手推车经过天桥到渣子场所带来的劳动强度大、费用高、不安全的问题。

　　据了解，从二十世纪初建厂到1990年，阿城糖厂在8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稳居全国“糖老大”的交椅。“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对糖厂进行改造，到80年代中期，年生产能力达白糖3.4万吨、酒精3000吨。全厂职工2300多人。

　　一位糖厂老职工告诉记者：“我小时候院里住着几个外国人，有一个还跟我握过手，记得当初他们的待遇比我们好，领的牛奶是我们的两倍。”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那些洋房可暖和了，冬天不烧火都不冷。”当地人告诉记者：“你到糖厂旧址那就能看见明白的人，总有老职工回去怀旧的。”果然，刚一到糖厂的旧址群，就有两位女士把记者误认为老邻居：“你也是回来怀旧的？”这两位女士都已经退休，在糖厂大院出生、长大，对这里感情深厚。“我们都搬到市里去了，可是有时间就想回来看看，我家就住中间那个楼！这个楼冬暖夏凉，住着非常舒服。那时候可真好！你看那堆破石头，原来都是很漂亮的石雕，你看那边那个垃圾场，原来是个灯光球场，这片空地到处都是鲜花盛开，我们小孩就围着这里玩，可开心了。那几棵树当年还是小树苗，现在都长这么高了。”当年糖厂待遇也很好，职工生活很惬意。

　　两位女士回忆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糖厂的生产经营遇到了困难。“农民不愿意种甜菜了，不挣钱。”这位女士遗憾的说。再加上国企在市场经济初期的不适应，糖厂的维系越来越困难。

　　这个中国第一家甜菜制糖厂，开创了另一项全国第一，只是这个第一有点令人忧伤：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大型国企。1998年11月12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黑龙江阿城糖厂正式破产。经清算，企业负债总额为85429万元，资产负债率达到280％。

　　破产之后，糖厂职工继续住在宿舍楼里，直到几年后这里动迁。一位老职工告诉记者，离老宿舍不远的地方，有几栋红楼是上世纪80年代初盖的家属区。

　　“总有老糖厂的人回来看这些楼。前阵子波兰大使馆来参观了，没进楼，就是绕着楼逛了一圈，就走了。”一位负责看管这组楼群的工作人员一边说着，一边用手碰了一下老楼的墙体，红色的砖灰扑簌簌的掉下来。“前几年来过一个建筑专家，研究这楼的维修问题，说这些已经酥了的砖，得用一种德国进口的胶来粘，才能做出保持原貌的效果。”

　　昔日的花园，如今是菜地，留守居民在园子里淡定的翻土，周围一片安静，矗立百年的楼群，落魄、无言却依旧骄傲。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1985年版《阿城文史资料》和2016年版《阿城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