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北京古书院：近代几乎都成了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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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随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关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又出现了书院的身影，很多都市白领在闲暇时间到书院读书学习。这些书院与古代书院有着本质的区别。

　　古代书院是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的一种特殊教育机构。提起古代书院，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而对北京的书院知之甚少。其实，作为文化名城的北京，书院对其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京东城区的金台书院小学，就是清代著名书院——金台书院发展而来。

　　东城区金台书院小学的前身为清代金台书院，基本保留了当年书院的建筑和格局。

　　五代后梁

　　诞生第一所书院

　　和全国的书院发展历程相似，北京古代书院兴建较早，在五代时期的后梁，北京就有了第一所书院——窦氏书院。

　　五代时期，北京称幽州，因为是军事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一带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但是，当时的教育和科举并未因此完全中断，士大夫们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在兴办官学的同时，开始创办书院，从而揭开了北京古代书院史的序幕，而窦禹钧就是北京书院序幕的开启者。

　　窦禹钧，范阳（今北京昌平）人，唐天佑（904-907）末年，为幽州掾。因为幽州地处燕山，窦禹钧又名窦燕山。后人熟知的《三字经》中所记载的“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说的正是他。

　　谈起窦禹钧创办书院的动机，根据历史上记载，他是为了延续窦氏烟火。原来，窦禹钧自幼丧父，由于家境富有，又是官后代，属于纨绔子弟，早年做了不少坏事，到了30岁还没有后代，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孝的事。有一天夜间，他梦见死去的祖父对他说，你前生作恶多端，所以你今生不仅没有儿子，并且寿命也不长，希望你及早向善。

　　做了这个梦之后，窦禹钧便开始做好事。有仆人盗用了二万银钱，怕被窦禹钧发觉，就逃跑了，临行前写了一张债券，把自己的女儿卖给窦家。窦禹钧不仅收养了仆人的女儿，待仆人的女儿长大后，还替她备了嫁妆，嫁了一位如意的丈夫。做了很多好事后，窦禹钧认为，做好人好事是“立德”“立功”的一时之事，而回报社会更好的途径，还是兴办教育，为家乡培养人才。于是他利用家里的积蓄，创办了一个书院，后人称之为“窦氏书院”。

　　窦氏书院位于今昌平区，宋代范仲淹、李昌龄等人对书院都有记载。根据记载得知，窦禹钧把书院建在自家住宅的南边，有房屋40余间，藏书非常多，还聘请饱学之士前来讲学。窦氏书院接收了很多生徒，无论贫富，无论相识与否，只要有志于学，就“听起自至”。

　　窦禹钧的几个儿子也都在书院学习，而且学习成绩俱佳，窦仪和窦俨相继登科。不过，当时的记载中都没有书院的名称，后人多以“窦氏书院”称之。窦氏书院有藏书楼、讲堂和斋舍，生徒数量应该也比较可观，重要的是，书院还对贫困的生徒予以生活补贴，也就是“膏火银”。

　　窦禹钧一系列义举，深得老百姓爱戴，据统计，全国有18处窦禹钧的墓葬，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

　　元代

　　汉族士大夫积极筹办书院

　　元代是北京书院的发展时期。宋朝南迁之后，北方处于金朝统治下，加上金、西夏和蒙古政权的征战、对峙，北方的文化发展落后于南方，书院数量少得可怜。元朝统一全国后，对书院采取了支持政策，北方地区书院得以恢复和发展，北京书院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元代时，北京的书院主要有太极书院、谏议书院、韩祥书院和文靖书院。

　　太极书院创建于元代统一中国之前。由当时蒙古政权中的两位汉人杨惟中与姚枢创办，当时蒙古还未建设大都，书院设在金中都城内。

　　杨惟中推崇理学，是当时国子监的负责人之一，他因知识渊博、胆略非凡为元太宗窝阔台信任。在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交战时，杨惟中网罗名士数十人，把收集到的理学著作运送到燕京，还为当时的大儒周敦颐建立祠堂。

　　在蒙古灭宋的战争中，姚枢奉命在俘虏中寻找名士，他遇到了南宋大儒赵复。在和赵复的交谈中，姚枢认为赵复是个“奇士”，便欲携之北归。赵复因为九族都被蒙古军队杀害，便拒绝了姚枢的要求，并和姚枢诀别。姚枢害怕赵复自尽，便留下他同帐共宿。可是待姚枢醒来，赵复已经不在身边。姚枢骑马四处搜寻，在江边找到了欲投水自尽的赵复。经过姚枢语重心长的劝阻，赵复勉强答应随姚枢北上。赵复也把自己收藏的程朱理学著作，全部抄录下来后送给了姚枢。姚枢不仅礼聘赵复为太极书院掌教，而且降尊为卑，虚心向赵复请教理学，甘当赵复的学生。

　　太极书院在鼎盛时期，学生有百余人，后来成为元朝著名的学者许衡、郝经和刘因，在年轻时皆来听讲，其规模名声一度超越了国子监，不过随着官学的恢复，太极书院逐渐衰落。后来，或许是随着金中都的废弃，太极书院最终销声匿迹。

　　文靖书院位于当时房山县西南70里抱玉里（今云居寺附近），由赵密创建。赵密是房山抱玉里人，时任总管，属于本地士大夫。当时赵密和贾壤师从容城刘因游学，后回到家乡，以其学教乡人，并建书院。书院当时是一所乡村书院，书院里立祠祭祀刘因，到了元顺帝时期，为了笼络士人，元顺帝亲自为书院赐额，因刘因死后谥号“文靖”，元顺帝便赐额“文靖”，此后称为文靖书院。文靖书院具体创办时间、规模等情况，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不过可以确认的是，文靖书院历经元明两代，后在清朝雍正年间被弃，并改为刘静修祠。

　　值得一提的是，文靖书院祭祀的刘因，当年正是在太极书院里学习，因此，太极书院和文靖书院在学术上是一脉相承的，都致力于传授程朱理学。刘因，原名胭，后改名为因，号静修，元代重要思想家，与许衡、吴澄一起，被黄宗羲合称为元代理学“三先生”。刘因最初在太极书院，求学于赵复，后来，刘因门徒众多，求学者皆能满载而归。在北方，刘因学术影响力很大，进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精修学派。

　　元代北京另一所书院谏议书院，位于新店刘谏议祠，新店在元代时是昌平县治的所在地，元朝泰定二年（1325），为纪念唐朝晚期舍命进谏的昌平人、谏议大夫刘蕡（fén），由昌平驿官宫祺奏请设立，并命名为谏议书院。从宫祺奏请设立谏议书院一事可以看出，元朝创办书院是要经过官方批准备案的。

　　元顺帝至正年间，昌平县治迁回旧县村，刘谏议祠与谏议书院也随之迁到旧县村。明景泰三年（1452），昌平县治迁至永安城（今昌平老城区）内，刘谏议祠随县治迁到儒学里，因为当时书院和谏议祠是一体的，而刘谏议祠迁到儒学里面，谏议书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谏议书院遂废。万历年间，顺天府尹刘荣嗣重新修缮谏议书院，此后书院历经多次废立，乾隆年间，改为燕平书院。

　　关于韩祥书院，由于规模小，影响不大，留下的史料不多。明人崔学纂修的《昌平州志》中曾提到韩祥书院，“在州治西十五里新店，祥本县人，元时为山长创建。”韩祥书院在昌平州城西的新店，韩祥是元时昌平本地人，曾做过谏议书院山长，韩祥书院就是韩祥做谏议书院山长时创建的。

　　明代

　　八所书院四所在通州

　　明代是书院繁荣发展时期，全国的书院至少在2000所以上。明朝前期规定，非官学出身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学子集中到官学中，书院在明朝初期近百年间处于沉寂阶段。明中后期，随着科举制度弊端的日益显现，书院开始发展起来。

　　明代北京书院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明代北京的书院有叠翠书院、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白檀书院、后卫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和首善书院八所书院，其中四所在通州：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以及双鹤书院。

　　叠翠书院，听其名就与北京古时的一个景点有关：“居庸叠翠”。叠翠书院正是坐落于居庸关。居庸关为北京西北的门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它有南北两个关口，南为“南口”，北为居庸关。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大将军徐达在此督建关城。建文帝时在此设置隆庆卫，永乐帝将其分为左卫和右卫。关城是全卫政治、文化中心，明代戍守九边的士兵是可以带家属的，为了给士兵的子弟提供一个读书的场所，嘉靖二十年（1541），巡按御史萧详曜，将旧的寺庙修缮一新后，以“居庸叠翠”美景为名，创办了叠翠书馆。名为书馆，实为授业读书的书院。

　　通州的四所书院值得说一下。通州旧时没有书院，虽然创办了儒学，但校舍简陋，莘莘学子往往居住在寺庙、道观中。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侍御史阮鹗到通州视察粮仓，首先到了儒学，拜谒先圣后，便升堂讲学，当他听说诸生没有学习地方，十分感慨，便在儒学右侧建立书院，因为此地在通惠河附近，故命名为“通惠书院”。

　　杨行中书院，是由左副都御史杨行中私人创办于嘉靖末年，位于通州旧城内水月庵，今新华街道东海子居民区。万历年间，杨行中的孙子杨世扬把书院改作佛地，书院停办。值得一提的是，杨行中身为士大夫，不仅办书院，而且还注重官学教育，最具代表性的是倡建学宫。通州旧城南门东城角上曾有一座文昌阁（地方官学系统中，文昌阁是学宫的主体建筑之一），就是杨行中建造的。另外，杨行中还主持编纂了通州第一部志书——《通州志略》。

　　闻道书院创办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由直言敢谏获罪归里的御史马经纶私人创办。因其门人生徒，私谥他为“闻道先生”而得名闻道书院。书院位于马经纶的别墅，通州旧城东南文昌阁附近，今中仓街道莲花寺胡同东端南侧。马经纶死后，书院由其子马健顺维持了一段时间。

　　双鹤书院位于通州张家湾内，万历三十九年（1611），巡抚李三才辞官回家后创办，因书院设在李三才自家双鹤轩内而得名。十余年后，随着李三才的去世，书院也停办。

　　明代，在北京城内也有一所书院，那就是首善书院。首善书院是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于天启二年（1622）在北京创办。

　　泰昌、天启年间，大批在万历年间被罢黜的官吏被重新起用。泰昌元年（1620），光宗朱常洛刚刚登位，便“召建言诸臣邹元标、冯从吾、王德宪等”回京任职，邹元标、冯从吾在万历初年因言被罢官，曾在乡里讲学40年。

　　是年九月，天启皇帝即位，复因邹元标之请，起用赵南星、叶茂才、高攀龙和刘宗周等人，这些官僚是讲学的一贯支持者，他们把讲学风气带入京城。当时冯从吾到京师任职后，邹元标、高攀龙等人也先后到京师复职，加上其他志同道合的士大夫云集北京，相见甚欢，于是约定每月逢三，在京师城隍庙的道观举行讲会。起初，前来参加的都是士大夫，后又增加了一个会讲，逢八为期，士大夫和百姓均可参加。由于城隍庙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听讲者，邹元标、冯从吾等人会同十三道御史台诸君共同创建了首善书院。

　　首善书院位于宣武门内东墙附近，有讲堂、后堂各3间，加上其他房舍，共有十余间房。因当时朝廷朋党之争非常厉害，首善书院成立之初，便历经波折。

　　就在冯从吾等人择地建造书院时，天启二年九月，兵科给事中朱童蒙率先发难，以讲学会引起门户党争为由，反对在皇都之内择地建坛。冯从吾和邹元标据理力争。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站在冯从吾这边，不仅不认为创办书院是成立党派，还欣然为书院作记。书法家董其昌为其书写碑文，书院遂得以落成。书院于当年十一月开讲。

　　但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形成后，天启四年（1624）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等人相继罢官，书院讲学活动停止。六月，朝廷下令取缔首善书院，阉党把书院中所有的书籍全部焚毁。此后，首善书院的匾额被摘，叶向高题写的碑记被砸。天启六年，还有人建议把已改为忠臣祠的首善书院迁到城郊，不过，还未等阉党采取措施，天启皇帝一命呜呼，首善书院的建筑得以保留。

　　有趣的是，首善书院的隔壁就是利玛窦于1605年创办的天主教堂，称为“南堂”。书院废除后，徐光启“请改为西洋历局，后屡请复，不报。”直到崇祯二年（1629）才被批准。至清代，首善书院成为“南堂”的一部分。

　　白檀书院是明朝万历年间，密云兵备、按察使王见宾创办，他去密云视察时，发现当地近30年来读书人没有中过举人，为此他设立了书院，因为汉代在密云设置过白檀郡，遂给书院命名为“白檀书院”。关于后卫书院，史料并不多，能知道就是它最开始建于古北口东门外，后因关外骑兵的不断侵扰，迁到古北口城内。

　　清代

　　书院改制为小学堂

　　清初，鉴于明末东林之祸，清廷认为明朝灭亡是讲学所致。因此顺治八年（1651）发布了限制书院发展的诏令，不过清初忙于统一战争，顺治帝的诏令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康熙帝对书院给予支持，对书院亲赐御书和匾额。乾隆皇帝即位后不久就颁布谕旨，要求各省督抚仿朱熹白鹿洞书院之例，设立条规，慎选院长、生徒等，基本上从官方为书院制定了基本的条规。此后清代其他皇帝都对书院非常支持。道光和光绪两朝，为促进书院发展，清廷鼓励社会力量捐资，或修建书院，或作生童膏火，这一时期，书院发展最快。

　　清代，北京作为京师所在，书院也有极大发展。此时，北京的书院已经遍布城区和郊区，城区有金台书院，其余的分布在通州（潞河书院）、房山（云峰书院、义仓书院、卓秀书院）、平谷（近光书院）、顺义（蒙泉书院）、昌平（燕平书院，前身为明代谏议书院）、延庆（冠山书院、缙山书院）、怀柔（温阳书院）和密云（白檀书院，建于明代，清代重修），书院达到12所之多。不过，由于北京的书院受官方控制比较严，因此，大多数书院的学习课程与科举考试关联非常大。

　　这里要重点说说金台书院。清代北京书院大都建在郊区，只有金台书院位于现在东城区，是城区内的书院。关于金台书院，《（光绪）顺天府志》有简明扼要的交待：“在外城东南金鱼池，旧为义学，国朝康熙四十一年，府尹钱晋锡建，御书‘乐育英才’额。乾隆十五年，改为书院。道光二十二年重修，光绪八年，府尹周家楣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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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有些史料提到康熙题写的匾额为“广育群才”（如今北京金台书院小学还有“广育群才”的匾额），到底是“乐育英才”还是“广育群才”，还需进一步考证。

　　金台书院在修建过程中，也有一些小插曲。康熙三十九年（1700），京兆尹钱晋锡设立大兴、宛平两所义学，不久，宛平义学并入大兴义学中。大兴义学位于正阳门外东南金鱼池附近洪承畴的园地——洪庄。随着学生越来越多，校舍不够用，钱晋锡欲购买洪庄内空闲地建立校舍，但是最初遭到洪氏后人的拒绝，加上书院学校吃饭也成了问题，学生逐渐辍学。此时书院的负责人王源和士大夫商议解决办法。后来通过资助，学生吃饭问题得以解决，生徒又多了起来。

　　当时，王源与洪氏后人私人关系好，洪氏后人便同意借庄园办书院。经过六年的建设，书院终于得以扩建。后来，钱晋锡在上奏时说，洪氏后人愿意把洪庄贡献出来，康熙便赐额“广育群才”。洪氏后人闻之大惊，解释说宅院是借给书院使用，并没有“贡献出来”。但因为有康熙皇帝的御书，洪氏后人也无可奈何。书院建成后，王源认为，这是明代首善书院之后，顺天府第一所书院，故自称顺天书院。顺天书院在乾隆元年（1736）有过一次修缮，乾隆十五年（1750），又对书院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扩建，书院名称也有了变化，借“燕京八景”之一的黄金台“金台夕照”之意，改为“金台书院”。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书院也历经多次修缮。光绪五年（1879），顺天府尹周家楣对金台书院作了大修。当年周家楣曾到金台书院视察，看到书院的堂宇已经破旧不堪，地面坑洼不平，生徒随地而坐，便决心把书院修葺一番。经过估算，重修的工料费需银1万两左右，周家楣多方筹措，除了动用署库的结存外，总督李鸿章捐银1000两，周家楣本人也捐了1000两，还从顺天府衙的公银中拔出1000两。当时，周家楣一面派人购置材料，一面继续筹资，但这时，周家楣的母亲去世，他只好回家奔丧，在离开京师时还念念不忘书院。经过多方筹措，金台书院大修工程四月开工，到光绪七年春天才竣工。

　　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台书院停办，改为“顺直学堂”，1912年改为“顺直中学”，民国时期改为师范学校、公立第十六高等小学校，1949年后为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以后又改为东晓市小学、金台小学，现为金台书院小学。

　　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建于通州的潞河书院，与潞河中学的前身潞河书院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它创办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位于今西大街西端附近，后来乾隆年间几经迁移和重建成为当时通州比较完备的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通州官立小学堂”；后者相当于教会学校，它是清同治年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于北京通州，初名潞河男塾，光绪十五年（1889）升格为大学，后改为潞河书院并设一所中学，1912年改为华北协和大学，1919年与北京汇文大学等校合并，改为燕京大学，同年，原潞河书院附属中学改为私立潞河中学。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就在书院一路向前发展的时候，晚清时的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日本；几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举国上下立志变法维新。清廷也决定对书院进行改制，一律改为西式学堂，北京也不例外。

　　1898年，顺天府尹孙家鼐奏改金台书院为顺天中学堂，选拔所属二十四州县生员四十名入堂肄业，另设南学（也就是外省生员）二十名。不过，这份奏折并没有实施。

　　延庆的缙山书院，1949年后成为延庆永宁小学，如今为幼儿园。

　　缙山书院曾经使用的书籍

　　清末，郊区县的书院几乎都改制为高等小学堂。昌平的燕平书院改制为昌平县高等小学堂；通州潞河书院改为通州官立小学堂；冠山书院改为延庆州高等小学堂；白檀书院改为密云县高等小学堂（现为密云二小）；近光书院改为平谷县高等小学堂，民国后改成近光完全小学校；卓秀书院改为良乡县高等小学堂；云峰书院改为房山县高等小学堂，后来演变为现在的房山区城关小学；缙山书院改为永宁高级小学堂，民国年间，改为永宁高级小学校，1949年后改为永宁小学，2012年永宁小学与永宁中学合并为永宁学校，其小学旧址改建永宁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