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似乎离现在并不遥远，却感觉已经是两个时代了。六十年代伊始，革命颇有席卷世界之势，如美国政治犯西尔维亚在五十岁时接受访谈时所说：“今天的美国人总觉得自己单薄无力，因为他们只关心个人生活，改变不了周围的世界。而六十年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肩负着历史使命，早晨刚一起来，就希望历史在今天改变。”七十年代更多地被冷战的阴霾所笼罩，FBI、英国军情六处等自由世界的情报组织和今天被我们命名为恐怖主义源头的德国红军派、日本赤军、意大利红色旅、巴解组织、黑色九月、黑豹等激进左翼组织对弈，让自由世界惶惶不可终日，今日再回望，难免会生出一种资本主义大厦将倾的错觉。
九十年代“冷战”终结，世界已无当年那些激进组织的容身之处。然而，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并未带来和平，在没有替代性方案的世界中，以中东危机为背景的恐怖主义以另一种面貌卷土重来，不再有革命的进步理想，从基地组织到ISIS，只剩下空洞的暴力和恐怖。研究影像的王炎老师投书澎湃，在这种时刻，邀请我们回访历史。如他所说：“影片像一个时代的寓言，意味深长地回望‘冷战’岁月，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间，讲述一个不合时宜的故事，折射出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叙述遮蔽下的残酷现实。”
九十年代“冷战”终结，世界已无当年那些激进组织的容身之处。然而，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并未带来和平，在没有替代性方案的世界中，以中东危机为背景的恐怖主义以另一种面貌卷土重来，不再有革命的进步理想，从基地组织到ISIS，只剩下空洞的暴力和恐怖。研究影像的王炎老师投书澎湃，在这种时刻，邀请我们回访历史。如他所说：“影片像一个时代的寓言，意味深长地回望‘冷战’岁月，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间，讲述一个不合时宜的故事，折射出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叙述遮蔽下的残酷现实。”
在中国电影老观众的记忆中，法国影片《蛇》（Le Serpent）有特殊的位置。它不属于永恒经典，也未必能充当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次次重放或写入电影史。但如果你问1970年代前出生的铁杆影迷，会有人记得这部30多年前的老片，未必讲全情节，但在某80年代怀旧的饭局上，没准谁会冒出一句：你们还记得电影《蛇》吗？
《蛇》海报
一、“冷战”大片
1973年法国拉卜埃第公司出品的《蛇》，在法国电影史上并没留下很重的一笔，研究资料少，影评寥寥。它也曾改头换面打进美国电影市场，北美发行时，片名改成《从莫斯科飞来的夜间航班》（The Night Flight From Moscow）。其实，此片本来就是给美国观众量身定做的。法国导演亨利·维纳尔（Henri Verneuil）为影片装备了强大的好莱坞明星阵容，主演亨利·方达（Henry Fonda）、尤伯莱纳(Yul Brynner)、德克·博嘉德（Dirk Bogarde），清一色当红巨星。加上饰演过名片《老枪》的法国明星菲立普·努瓦雷（Philippe Noiret），此片堪称不折不扣的国际豪华阵容。台词用法、英、德、俄四国语言，故事空间跨越苏联、法、美、英、德、比利时等地缘大国，当年肯定算国际化大制作。可美国影评也反应冷淡，有关《蛇》的文字很少，似乎落入了记忆的黑洞，但对中国观众的意义非凡。
1980年代初，《蛇》引进大陆。当年很最有影响的《大众电影》，以封面剧照隆重推出。1982年1月号刊出胡思升的文章《“蛇”的启示——评法国影片“蛇”》，说片子对国人有个最大的启示：“西方间谍机关那些为普通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现代化特务手段：从测慌器到模拟发声器，从五花八门的窃听器到室内闭路电视录像装置，是会增长见识并有所启示的。我们没必要因此而草木皆兵…” 等。那是“冷战”年代，在国人心目中，美国乃特务之乡。片中“五花八门”的间谍技术，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以至有“草木皆兵”之虞。这是部间谍悬疑片，还带点科教片的味道。不少桥段配上画外音，不厌其烦地讲解中央情报局如何使用测谎仪、混合录音仿声设备、金属材料分析仪、大型计算机、以及窃听和影像拼接等技术。对世界各国媒体的监听与书报翻译，更让中国观众大开眼界。
《蛇》公映前，曾作为“内参片”在外交部、公安部机关内部放映。封闭了多年之后，中国科技水平与西方差距很大，此片很有“科技含量”，从中可以学习军事科学、增长外交知识。今天回头去看，《蛇》在当年的中国，远非先进技术“博览”这一层面所能涵盖。从“文革”转入“新时期”这一历史拐点上，影片传递的信息已超出原意，是法国导演始料未及的。
《蛇》剧照
二、影片原意：地缘政治的博弈
《蛇》拍摄于“冷战”的冰点——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刚刚爆发、世界石油危机、中国试爆氢弹成功、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骤然加快全球扩张的步伐，插手并控制了阿富汗。法国导演亨利·维纳尔在寒彻刺骨的大背景下，拍摄这部间谍片，要传递怎样的信息？在“冷战”中，法国地位尴尬。作风强硬的总统戴高乐不满美英之间“兄弟私情”，更不肯任北约由英美主宰，法国不也是世界强权吗？他要求美英法三巨头齐肩共管欧洲事务，附带法属阿尔及利亚纳入北约防御。但别忘了，法国曾沦为纳粹臣仆，被美英解放。美国老大哥对戴高乐的桀骜不驯置若罔闻。结果法国1966年退出北约，搞独立防御，并单独与华约媾和。戴高乐的自主外交，与其国力式微很不相称，这让法国吃尽苦头。此片为美英法明争暗斗的生动写照：美国霸道却也仁慈，英国邪恶昭彰，被法国人称为“一筐臭气熏天的烂苹果”（《蛇》台词）。战败的西德受尽“凌辱”，默默沦为苏联与英国情报勾结的牺牲品；法国本想跃跃欲试，无奈国小力单，“没有本钱”（台词）再展宏图。
《蛇》的基调是自怜自艾，一方面丑化英国情报系统，将北约防御漏洞统统算在英国头上。另一方面对美国暗送秋波，乞怜谅解自己脱离北约的任性，甘愿伏低做小，承认其领导地位。影片结尾耐人寻味，英国双料间谍翻云覆雨，让法国情报局长贝尔东（Lucien Berthon）苦苦遭受陷害，险些丧命。CIA局长手眼通天，明察秋毫，帮法国人洗清污名，识破苏联反间计。在著名的“间谍桥”头——格林尼克大桥（Glienicke Bridge），贝尔东吊着绷带与中情局长押解苏联间谍，换回美国飞行员，挣回法国的“自由世界”资格。
三、蛇之诱惑
法国片的主人公本该是法国人贝尔东，但《蛇》中最出彩的却是苏驻法二等参赞弗拉索夫（Aleksey Vlassov）上校和中情局长艾伦·戴维斯（Allan Davies），由他俩推动着情节的跌宕起伏。开篇在巴黎奥利（Orly）机场，弗拉索夫上校应召回国，与夫人准备搭机前，抛下妻子跑进法国警局避难。这一幕乃经典“冷战”场面，再现了希思罗、肯尼迪、法兰克福、史基浦等西方国际机场不时发生的叛逃事件。华约外交官或公务人员投敌，已成间谍故事的基本配方。如今去巴黎我们只知道戴高乐机场，占地“广袤”，航站楼之间距离遥远。90年代初，北京首都机场还很小，只有一个航站楼。落地巴黎时，我觉得戴高乐机场简直不可理喻，分明是几个首都机场大小的不同机场，怎么算是一个？后来到奥利机场，其规模与老首都机场相当，狭小寒酸，以运营短程航班为主。而《蛇》的背景在70年代初，戴高乐机场还名不见经传，叫巴黎北机场，奥利才是国际航班起落的大机场。至1974年，北机场重建，变成今天的超现实巨无霸，世界首屈一指，命名戴高乐，奥利才渐渐退出外国游客的视野。
弗拉索夫叛逃，法国情报局意识到逮住一条大鱼，局长贝尔东亲自审讯，非搞出重大情报不可。他算盘打错了，苏联上校没打算与法国交易，借宝地出逃而已，他的目标是美国，要求送他去美驻法使馆后才开口。贝尔东用尽伎俩，无功而返，慨叹道：“法国没有本钱收买叛国者”。镜头切换，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大楼，弗拉索夫已顺利抵美，骗过测谎仪，赢得局长艾伦·戴维斯的信任，开口吐露绝密情报。他将克格勃渗透北约的间谍网和盘托出，瞠目结舌的美国人才明白，位居关键地位的西德将军、法国情报高官都是苏联间谍。北约内部大清洗开始了。西德军方高层一个接一个神秘自杀，法情报局长贝尔东被追杀，险些丧命。到片尾才真相大白，弗拉索夫其实假意叛逃，而真在执行克格勃任务：与英情报局M16高官飞利浦·博伊尔（Philip Boyle）合谋颠覆北约防御。CIA知道真相已晚，北约组织遭遇重创，追悔莫及。间谍一旦暴露就没有价值了，戴维斯只好用弗拉索夫交换一名普通被俘飞行员，“废物利用”。间谍桥上，“邪恶”的克格勃上校跨过大桥中线上的两大阵营边界，与相向而来的美国飞行员擦肩而过，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得意微笑。他是间谍战的胜利者。煽情的音乐响起，夕阳雾霭中，戴维斯与贝尔东相视无语，美法算彼此谅解了。
70年代，意、法、德盛产政治娱乐片，《蛇》也属这一流行类型。中国进口该片的官方说辞是：揭露、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没落与腐朽。而观众却拿它当西洋景，大开眼界的视觉盛宴。实际上，此片色调阴郁，是欧洲左翼影人讽喻西方世界内部偏执的“红色恐怖”（Red Menace），延续着好莱坞批判麦卡锡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的经典之作，当属1962年好莱坞影片《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麦卡锡被演绎成苏联渗透到美国政府的参议员，诬告政府内部隐藏数百名*********员，情报机关也潜伏大量苏联间谍，之后的政治大清洗削弱了美国政体，社会陷入红色恐慌之中。该片被誉为百年经典。《蛇》取材欧洲的间谍丑闻，1960年代菲尔比、剑桥间谍帮案震惊世界。“二战”前，一帮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加盟英国情报局，私下却憧憬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心甘情愿效力斯大林，直到60年代身份败露。剑桥间谍帮为苏联提供了大量北约绝密情报，最终潜逃莫斯科，成为苏联英雄。
《蛇》的法式幽怨，一方面嫉恨老大哥偏袒英国堂弟，冷落自己，另一方面怨毒英国人不争气，“一筐烂苹果”坏了整个北约防御，这种情绪恐怕不能传递给80年代的中国观众。本片虽然面向国际市场，多语种、国际阵容，但当年中国观众的审美是第三世界叙事，《蛇》的路数很陌生，却反而更喜欢。所以片子未必走通了国际市场，不期然却在中国中了头彩。隔绝了几十年的国人，虽不尽解其意，但新奇、别致的叙事、从一欧洲城市穿越另一美国都邑的眼花缭乱，让人懵懂中发现还需了解这个世界，学习更新技术与电影手段。几乎《蛇》每演必看，当作教科书。今天大家争看美国大片，其实意味不同，看大片是图个乐子，满足娱乐需求。当年这部电影宛如一扇慢慢打开的窗户，求知的目光迫切地聚焦在大屏幕上。这超出原作之意，创作与接受之间出现“扭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