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掘墓人中，有这样一位“自己人”

　　1910年，张之洞永远的闭上了眼睛，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洲权贵，为此感到一阵安慰。

　　（溥仪与其父摄政醇亲王载沣画像）

　　满洲权贵对汉人一直心存猜忌，特别是海外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大肆宣扬满汉矛盾，让载沣对汉人更加不放心。张之洞作为前朝重臣，载沣暂时不敢动，但他毕竟是个汉人。担任封疆大吏的湖广总督前后近二十年，张之洞在两湖地区势力强大，根深叶茂，这些都让满洲权贵甚为担心。清廷只好以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这样的高官为交换，使 张之洞离开武昌。随后，清政府立即安插“自己人”瑞澄担任新的湖广总督。

　　现在，张之洞一死，载沣对两湖地区更加放心了。

　　（ 瑞澄）

　　瑞澄出生于1863年，隶属满洲正黄旗。他其实是个蒙古人，先祖恩格德尔是蒙古内喀尔喀部巴约特部达尔罕贝勒之子。恩格德尔很早就归顺了努尔哈赤，清军入关前就加入满洲旗籍，努尔哈赤还把自己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他。

　　瑞澄家族经过历代的考验，加之又有皇室的血统，满洲权贵对瑞澄自然十分信任。只是此时载沣肯定不知道，恰恰是这个“自己人”，点燃了崩塌爱新觉罗江山炸弹的引线，成为武昌起义成功的最大“功臣”。

　　（武昌起义）

　　1911年，武汉民间传唱着一首这样的歌谣： “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一场反清起义即将爆发。可是今天，我们回头再审视武昌起义，会发现这次起义成功的所有因素几乎全不具备。

　　首先，武昌起义的组织非常混乱。武昌革命党人其实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先山寨了一个中华同盟会华中总会，同盟会东京总部从来就没承认过这个组织。

　　其次，该会的领导人本来叫孙葆仁，为了和孙中山攀上亲戚，连名字也改了。孙中山名叫孙文，号逸仙。他就改名孙武，号遥仙，在外假冒孙中山的弟弟。

　　而且，即使这样一个山寨的武昌革命党，也不是一个团结坚强的组织。其内部派系林立，主要有两个山头，一个是文学社，另一个是共进会，双方互相看不起。

　　再者，武昌起义选择的地点当时看来也很有问题。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革命党人不看好武汉，没打算在此地发动起义。在地利上，武汉被称为“九省通衢”，是南部中国的交通中心。北京的军队几天时间就可以到达武汉。此外，武汉三镇，中间由长江隔开武昌与汉口、汉阳。因为有水路，清政府即可以迅速运输军队，又可以指挥海军直接攻击。更重要的是，武昌是湖广总督所在地，清政府重兵聚集。革命党发动起义，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很难坚持下来。

　　然而，纵然问题多多，武昌起义却奇迹般的成功了，给清王朝致命一击。之所以能有这样惊人意外的结果，就是因为在这个宏大历史浪潮的时间节点，清朝湖广总督瑞澄做出了挽大厦于既倒的“杰出贡献”。

　　“贡献”之一：名册事件

　　1911年10月9日中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装配炸弹，不慎爆炸，孙武受伤。俄国巡捕闻声赶至，把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全部抄走。俄国人很帮忙，直接将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了清政府。武昌起义前，清廷的外务部、民政部的密电早已到达武昌，武汉的英美两国领事也将起义的消息秘密通知了瑞澄。

　　瑞澄立即下令武昌城城门紧闭，大肆搜捕革命党。革命党人决定当晚12点提前起义。然而在当晚12时以前，军警突然袭击起义军总指挥部，起义的领导机构被连锅端掉，清政府几乎稳操胜券。

　　10月9日夜，第一次大搜捕结束后，如何查清那些散布在军中的众多起义军余党，成了一个紧要的问题。瑞澄马上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悬赏告密。结果真有人上交了一本武汉革命党人名册。

　　然而，这个名册却成为瑞澄头疼的问题。瑞澄手下形成了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派以师爷张梅生为代表，他们认为应该第一时间调集军队，按照名单，将相关人等斩草除根；另一派，以汉阳知府陈树屏为代表，他们认为这是某个别有用心的人，在金钱的诱惑下，阴暗的心中，伪造了这份名册，目的只是为了多拿赏金。名册涉及太多无辜的军中官兵，如果真一网打尽，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造成兵变。他建议瑞澄应该向曹操学习，曹操在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中，将获得暗通袁绍的人员名单公开焚毁，以安定人心。

　　有时，选择是非常艰难的。瑞澄也拿不准名单真实性有多少。如果听从师爷张梅生的意见全部杀光，这些人是革命党还好，如果不是呢？当时湖北新军的军官不少是外国留学回来的官二代、富二代。即使普通士兵也和过去的士兵不同，很多是新式学堂毕业的新式学生。清末新式学堂的学生，家里非富即贵。这些新军官兵与两湖、甚至北京的上层人物关系盘根错节。假如把他们处死了，以后自己还在官场怎么混？

　　还有，如果追捕太多，激起兵变，这可是重大的责任事故，不但自己的仕途到头了，也许生命也到头了。

　　可按照陈树屏意见办，名单万一是真的呢？曹操是最高领导人，没人敢追究他的相关责任，自己可是领导下面的小兵张嘎，私自烧了革命党人的名单，朝廷会怎么想？轻则是延误平叛时机，重则是吃里扒外，暗通革命党，那也是杀头的重罪。

　　经过深思后，瑞澄选择了最糟糕的第三条路，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将最初抓获的32人中，杀了3个比较确定的革命党人；二是向北京报功，表明在自己正确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乱臣贼子的造反行为。同时又列出在平叛过程中，一长串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有功人员名单，希望朝廷嘉奖；三是瑞澄下令只给满洲旗兵配发弹药，而汉人新军却不给。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瑞澄选择了沉默——这是致命的沉默。

　　清政府大规模搜捕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将3个革命党人斩首示众。如此环境下，武昌城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们到处癫狂般传播这样一个谣言：“瑞澄已经掌握了一份真假难辨的革命党人名册。政府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进行抓捕活动，抓到了就直接砍头。”

　　因为新军中革命党人众多，与他们有联系的人成几何倍数增长。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名单上，于是人心浮动。瑞澄只给旗兵弹药，提防汉人新军，又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个谣言。

　　死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等死。谣言造成众多湖北新军中的汉人，人人自危。一些刚烈的新军在一些革命党的诱导下，很快统一了思想，与其死于旗人手，毋宁举义而死。名册的谣言成为武昌起义最好的革命动员，而瑞澄的沉默恰好给了革命动员的时间，于是，革命党振臂一呼，万众齐发。

　　曹汝霖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武昌起义，由于新派主谋，初仅两营起事，余皆观望不动。后鄂督瑞澄搜得叛军名册，牵涉新军士官很多，士官恐株连，遂先发响应。假使瑞澄处以镇定，将名册销毁，即可使反侧者安心，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

　　“贡献”之二：临阵指挥

　　名册事件后，瑞澄在犯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一，楚望台军械库的失误。

　　瑞澄获悉革命党要在武昌发动起义后，本来想把看守楚望台军械库的汉人士兵全部撤换，改为旗兵守护。当时为其下属的黎元洪立即坚决反对，认为如果他这么安排，会加剧新军中汉人士兵的离心，导致满汉士兵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瑞澄优柔寡断的性格再次让他收回了这一命令。清政府对新军武器监管非常严格，武昌起义当晚，熊秉坤领导工程第八营的士兵发动起义，一共没几把枪，子弹更少。测绘学堂的起义者都是赤手空拳冲向楚望台军械库。楚望台监守官李克果给看守的汉人士兵分发子弹准备抵抗起义者，没想到士兵们得子弹后，立即反水，响应革命党的起义。李克果大惊，越墙逃走。由此，起义士兵如虎添翼，获得了大批起义需要的军火。

　　第二，临阵脱逃。

　　武昌起义爆发当晚，真正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并不多。甚至到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官兵总共才四千多人，而当时仅武昌新军就有一万五千人之多。起义中，大多数新军持观望态度，起义成功后，很多新军自行散去。

　　如果瑞澄能够稳定军心、沉着应战，难说结局会怎样。那时革命党不但数量不多，连统一的领导人都没有，还是临时让革命决心并不坚定的连长吴兆麟担任的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可瑞澄又一次犯错了。

　　起义发生后，总督府里的官员又分成两派意见，一派仍是师爷张梅生，认为瑞澄应该坚守阵地，进行抵抗。瑞澄虽然心里害怕，但是清朝政府规定，守土官有守土之责，失去土地就要开刀问斩。此时，救星般的和稀泥派出现了，楚豫轮的管带陈德龙认为，现在局势险象环生，胜负难料。继续呆在督署内，或有可能四面被围，甚至性命难保。而楚豫轮就停在离督署不远的江面上，大帅到了楚豫轮上照样可以指挥，犯不着在这里等死。再者，在武汉中间的江面上，不算离开自己守卫的辖区。更有利的是，在轮船上如果平叛胜利了，也可以功臣自居。失败了，也容易逃命。

　　现在就差最后一根压断瑞澄的稻草了。这根稻草是瑞澄的小老婆廖克玉。

　　廖克玉是个大美女，16岁的少女嫁给了46岁的瑞澄。虽然廖克玉不是正室，但在正室空缺的情况下，成为瑞澄家实际的女主人，瑞澄对她十分疼爱。武昌起义当夜，瑞澄在是走是留的犹豫时刻，廖克玉发话了：“师爷是个书呆子，只知道尽忠报国，不知道随机应变。趁现在还能走，赶快逃出去，到了兵轮上，不是照样可以指挥吗？在这里，这么多的家眷，你怎样指挥打仗呢？即使你不怕，我们这些人也怕啊！”

　　终于，瑞澄决定尽快逃命。外边枪炮齐鸣，出逃中人们十分慌乱，大门也不敢走。陈德龙提议可在后花园墙上打个狗洞出去，吓破胆的瑞澄立即同意，带领家人迅速逃走。

　　（ 瑞澄携家人逃离武昌）

　　由于地方最高领导瑞澄的亲身示范，大多数本来忠于清廷准备抵抗的军人，也纷纷作鸟兽散。

　　其实，直到瑞澄到达码头上船时，起义军才第一次进攻总督府，在大多数士兵逃跑的情况下，起义军仍进攻了多次，第二天清晨才攻下总督府。

　　“贡献”之三：一溃千里

　　瑞澄是坐镇湖广地区的最高长官，根据清朝的法律，疆臣失守省城，必须要殉职，否则必遭政府诛杀。清朝的御史们纷纷强烈要求摄政王载沣，立即缉拿瑞澄。

　　然而，瑞澄上面有人，他的亲姐夫是皇族里的实权人物载泽。通过姐夫的出面力保，摄政王载沣从轻发落，瑞澄虽然被革职，仍令他掌握总督职权，希望他戴罪图功。

　　此时，革命军仅攻克武汉三镇之中的武昌，还有汉口、汉阳在清军手中。瑞澄作为湖广总督，有权立即调动湖南、湖北两地的清军，联系武昌城内的残存力量，迅速进行反攻，形势兴许还能控制。但是，瑞澄已经吓破胆，根本不组织抵抗，乘兵舰由汉口逃至芜湖、九江。

　　10月29日，瑞澄逃至上海，向清廷奏报称，“因兵舰煤尽而至九江，因九江兵变而至上海。”清政府此时才下令上海当局进行捉拿，瑞澄又跑到了日本，逃避了惩罚。

　　有清一代，以封疆之重而溃逃千里，瑞澄为第一人，且没受到清廷相应的惩罚。对此，满清遗老认为，正是载沣对瑞澄处理不当，造成此后一系列恶果， “徇一己之私心，废祖宗之成法，与自弃其国何异。”

　　瑞澄给清王朝各个地方官率先奔逃提供了很坏的先例，武昌之后，各省相继起义，清廷官员很少尽力抵抗。近三百年的大清帝国短短一月间，半壁江山尽属革命党。《清史稿》痛心疾首的回忆这段历史： “武昌变作，始仅工程营数十人，他军无应者。瑞澄遂逃兵舰，省垣无主。于是各营皆起，拥立都督黎元洪，称军政府，独立。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呜呼！如瑞澄者，谥以罪首，尚何辞哉？”民国人评论瑞澄： “满大臣不忠于国，末有如瑞澄之甚者也。”

　　辛亥革命后，几乎所有人对瑞澄都没有好感。满清遗老遗少对他痛恨之极，清亡后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而倾向革命的人，反而嘲笑他，说他是个没用的高干子弟。

　　不过，瑞澄最后的命运也还算不错，形势稳定后，悄然返回中国，这位大清王朝关键的掘墓人于1915年病逝，得以善终。

　　参考文献：

　　【1】 《宣统政纪》，中华书局，2012年。

　　【2】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清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

　　【4】（民国）老吏：《奴才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