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择校拉锯战：直面教育资源不均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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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的一个周六，傍晚5点半，北京海淀区复兴路上的一栋建筑内，一个父亲把女儿扛在肩头，在人群中挤上楼梯，最终进入一间教室，看似是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女儿睡意正浓，丝毫不为外界所扰。这座六层楼被4所课外培训机构瓜分，所开课程从学前到六年级不等。

　　其中一间教室里的课程是初中英语（精品课），上课的都是六年级的小学生，他们有的是为“小升初”的考试做准备，有的则是担心在升入优质初中后跟不上进度，被家长早早送来“预习”。

　　在北京，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的“科教重镇”海淀区，这幅画面在家长眼中习以为常。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普遍追求带来了“小升初”阶段的激烈竞争，学生能力和家庭资源都是竞争的资本。

　　北京市教委的治理手段从2014年起趋于严厉，包括叫停奥数和地下考试，原有的条子生、共建生、点招等十多条择校通道被渐次关闭，全面推行就近入学和电脑派位。不过，由于各校、各区域之间仍面临教育资源极度不均，一些优质校维持着招生特权，明里暗里挑选生源，择校热难以真正冷却。

　　择校通道继续收紧

　　“西城区今年还有推优吗？我们学校正在启动三好学生的评比。”3月9日，一个北京小升初家长QQ群中弹出一条消息。

　　由于正式的文件尚未出台，没有人做出回答。所谓推优，指的是“三好学生”等荣誉的获得者，在“小升初”时能够在特定学校获得优先录取资格。在教育咨询机构闻风教育的创办人闻风看来，对推优的诟病由来已久，它将孩子分成三六九等，效果并不好。

　　2017年2月23日的北京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北京市教委人士透露，今年北京将全面取消推优入学。

　　推优生主要存于西城和海淀两区，其他区县基本已经取消，即便在这两个区，“推优”这一名词此前也被类似功能的“有条件派位”和“第一次派位”取代。海淀区在2016年的第一次派位环节录取学生1702名，占全体升学学生的9%。

　　和推优生同样面临去留的还有特长生。

　　前述北京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还透出消息，今年北京各区招收特长生比例将从去年的5%降到4%以内。2010年，北大附中就率先取消录取“小升初”特长生，称该校的艺术、体育等特色教育将面向全体学生，这也有利于避免特长生培养中存在的“锦标主义”。

　　“北京的问题在于优势阶层多，人们都想进好学校，择校竞争和不公平现象一度特别严重。”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小升初”的主要划片方式是“单校划片”，按照就近入学原则，为每一所初中划定对口小学。由于学校间发展水平不平衡，教育部又要求优质初中采取“多校划片”，即为多所初中划定同一招生范围。当报名人数超过超生人数时，学生在网上填报志愿，采用电脑随机派位的方式录取。北京市教委统计，2014年北京市初中的就近入学比例为76.82%，2015年升至90.6%，2016年维持不变。

　　不过，派位并不受一些家长和学校欢迎。对孩子有高期望值的家长视之为最不愿接受的结果，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派去片区内较差，甚至最差的学校。优质学校则担忧派位来的学生没有经过筛选，学习能力和表现不佳，影响自身生源质量。

　　众多家长和学校仍在剩余途径中尽力寻找择校、择生的方法。

　　“东城区的家长非常平静，习惯并接受了新的制度安排，这可能和东城区整体学龄人口较少有关。海淀区因为存在着‘六小强’（六所著名的优质初中），扰动性比较强。”杨东平说。

　　争抢学区房

　　邵晓萍来自通州，在和大学同学结婚后，共同购买了一套朝阳区的房子。今年，他们的大女儿升入六年级，即将“小升初”，小女儿则不满两周岁。

　　和许多家长一样，她不愿接受派位。六年前大女儿上小学时，她托关系、付出择校费，把孩子送进了东四环外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这所学校由一所北京知名小学的原校长创办。但她不久后发现，这所学校的师资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好，大女儿一度排斥语文老师，甚至出现了厌学情绪。

　　按照正常轨道，邵晓萍的女儿可直升入本校初中，但三年后要想进入优质高中，只能努力将成绩稳定在年级前列，或许可以搭上“校额到校”这班车。

　　读起来拗口的“校额到校”是北京2016年的一项新政，如果一所普通初中升入优质高中的学生比例低于30%，可采用定向分配到校的方式补足到30%，意在增加普通初中对生源的吸引力。

　　不过，邵晓萍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她希望孩子能直接进入更好的初中，哪怕只是优质初中的普通班。去年11月，她卖掉了原来的房子，购置朝阳区一所优质初中旁的房产——位于老小区、不到50平方米、每平方米10万元，一家四口以及邵晓萍的母亲和保姆另租了一套房子居住。

　　之所以留在朝阳区，也是经过了一番盘算，教育强区东城、西城、海淀的小升初政策更为严格，若要通过房产入学，房产和孩子或全家的户籍要统一，而邵晓萍的户籍由于老家拆迁的缘故暂时无法挪移。朝阳区虽然教育资源并非最优，但她了解到，过去在这里凭房产就能通过“单校划片”升入优质校。

　　通过购置房产让孩子进入心仪学校的做法由来已久。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2009年在多个大中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通过就近买房和转户口的方式择校者合计26%，超过以特长和学习成绩选拔等方式进入目标校的比例。

　　其他择校途径在收紧，而生育政策的放开，使一套房能够满足不只一个孩子的入学需求。2015年开始，东城、西城、海淀三区在中考统招中实行“锁区”政策，禁止统招跨区报考，中考时换区上学的难度高于以往。这些因素促使很多家长提前在孩子“幼升小”阶段就购买目标校附近的学区房，为孩子未来的教育布局。

　　今年春节前后，学区房迎来一波上涨高潮，热门学区房每平方米的价格达到16万到20万元。3月下旬，北京市教委围绕学区房接连发布了多则消息，要求对不具备居住条件的过道、车库、廊道等异形房执行“三不政策”，即不能单独过户，不能落户，不能作为入学资格条件。以及将在幼升小阶段继续扩大“多校划片”，以平息择校冲动、为学区房降温。

　　在多位研究人士看来，划分教育资源时还要兼顾就近入学的原则，使得“多校划片”的操作比较困难。

　　暗道未绝

　　对于无力承担购房成本却希望孩子升入优质校，或追逐不参与派位“牛校”的家庭而言，“拼娃”几乎是唯一路径。

　　今年以前，北大附中、清华附中、首师大附中和101中学等优质校均不参与派位。它们多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附属中学，虽然原则上要尊重北京市教委的招生政策，接受业务指导，但人事权、财权不受市教委约束，招生自成体系。

　　各优质校原本私下通过“点招”来“掐尖”，这种方式常年被禁止和打击。 今年初，清华附中、十一学校等多所优质校发布公告，或撇清和培训学校的关系，或宣称自身并不会举办“小升初”考试。闻风称，现在北京的孩子上各种培训班比以前少了，很多大型培训机构降低了奥数学习的难度和题量，一些家长开始观望。

　　但“点招”并没有禁绝。

　　“点招”从原来自办或合办“占坑班”的方式，演变为通过培训机构筛选和递送简历、借助学校开放日进行测试、挑选部分小学举办考试等方式。在一个北京家长聚集的论坛，有家长称自己接到了“牛校”的“密电”，暗示学校愿意接收孩子。

　　一名培训机构负责人在一次面向家长的讲座中更直言，推优虽然取消，但优质校不会放弃这些学生。在培训机构挑选学生简历时，推优涉及的“五下六上”成绩、获得的奖章和荣誉、教师评语等，都将成为“敲门砖”。

　　海淀区教委近日称，今年将要求所有优质初中纳入小升初大派位，但名校们会拿出多少名额来招收派位学生尚不可知。

　　邵晓萍的丈夫是一名心理咨询师，这个家庭一度崇尚快乐教育，虽也让女儿学习了一些奥数课程，但一直没有报名参加杯赛考试，升入六年级时邵晓萍才发现，其他孩子交给初中的简历都是厚厚一本，而自己女儿的经历只能填满一页。

　　虽然购买了学区房，邵晓萍还是做了两手准备。去年11月还没拿到房产证时，她曾给女儿报了一个名校“占坑班”，一个星期上两门课，共4小时，每小时学费430元。拿到房产证后，她又带着女儿参加了一个针对目标校分班考的辅导班。

　　“推优和特长生减少后，还剩下民办校和公办校寄宿生两条进入‘牛校’的公开途径。”一名海淀区六年级学生的家长说。

　　民办校和寄宿生需要学生自行报名，由学校根据面试表现或学生递交的材料等录取，能够打破就近入学的限制，甚至可以跨区入学。

　　受家长热捧的几所民办学校，包括海淀区的师达中学、北达资源中学、人大附中分校等，分别与首师大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等公办校翘楚有着紧密联系。大多优质公办校自身也招收不少寄宿生，如101中学近两年给出的寄宿生名额多达200名，人大附中和首师大附中则在2016年首次通过寄宿生的方式各自招收了50名学生。

　　择校动机源头

　　在多位市场和研究人士看来，北京近来对于学区房“降温”措施可能效果有限，原因在于择校的源头是学校之间的差别。只要这种差异存在，购买学区房之类的择校冲动就会继续存在。

　　教育部门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北京在推行就近入学时也推出了配套改革，包括组建九年一贯制学校、推动名校在郊区设立分校、集团化办学，通过教师流动、帮扶、共同备课、资源共享等方式，让优质学校带动薄弱学校。

　　万寿路片区是集团化办校的典型，十一学校是这里最为优质的初中，而其他学校稍显薄弱。

　　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今年年初称，206中学和群英学校此前在合并后被交给十一学校，海淀区和北京市为此投入了将近1亿元，计划用一年时间使两校成为被家长追捧的名校。另一所让学区内家长避之不及的学校——太平路中学，在去年也被交给十一学校承办，各级财政将拿出2亿多元对其改造。

　　不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教育集团化的动力来源于行政指令，只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部分问题。在他看来，集团化办学其实是增强了好学校的权力。国际经验证明，优质学校需要将学校保持在适当规模，集团化办学后看起来拉平了学校差距，模糊了家长们的选择视线，但却未改变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

　　他表示，在许多利益的牵制下，优质校和普通校在许多方面的待遇都不一致。

　　杨东平认为，学校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师资力量上，虽经多年倡导，教师流动仍没有真正运作起来，通过行政命令推进则在一些地区受到了教师的抵制。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张建撰文称，在调研中，一名调任名校的普通中学教师说，“尽管被派驻到名校上课、和名校教师共处于一个办公室，但能感到异样眼光，我们被打上普通中学的标签，他们之间悄悄说话，怕我们听见。”

　　闻风则关注现行教育均衡化措施的另一面，这些措施主要还是由各区各自推进。

　　传统的教育强区——东城、西城、海淀又是经济强区，它们有实力使用好硬件、吸引好老师、引入先进理念、进行学科探索，实现“强者愈强”。

　　朝阳区的教育资源虽不及上述三个区，但经济发展迅速，也制定了建设多所好学校、吸引高质量师资的计划。

　　北京市教委虽然在经费投入上向教育“弱区”倾斜，但教育投资的主体仍然是这些区自身的财政部门，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

　　从这些方面看，行政部门推动的义务教育均衡化可能不是“削峰填谷”，而是“扬峰填谷”。

　　从最终考分也可看出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别，以北京市2016年高考（精品课）为例，海淀区和西城区几乎包揽了全市650分以上考生的80%。

　　资源到底怎么分配

　　优质的教育资源始终稀缺，人们对此的追求不会停止，关键在于怎样分配更为合理。

　　由于公办校由公共财政举办，如何实现公平分配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过去的交择校费、条子生，以及现在的购买学区房等择校途径，就分别对应着以钱择校、以权择校、以房择校的分配方式，这些方式的公平性都遭到质疑。

　　就近入学、电脑派位的分配方式是政府为绝大多数家庭做出的选择。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今年19个重点大城市的小学阶段要实现“两个100%”——100%的学校划片就近入学，一所学校100%的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另外，95%的初中也要实现划片就近入学。也有反对者指出，不管通过何种方式进入优质的公立校都是“多吃多占”。

　　公办教育资源不均等是现实，似乎如何分配都会产生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郑磊提出，政府应提供基本的、无差别的教育服务，对于学生的个性化教育需求，应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让他们自由选择，如付费或考更高的分数。

　　这一设想可归纳为“择校找民办”，但在实践中也面临问题。

　　民办学校在法律上具有招生自主权，实际上并不如此。教育部今年提出，要引导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校合理确定招生范围和方式，若报名数超过招生数，行政部门可引导其采取电脑派位方式来做出选择。

　　杭州的民办校在小升初阶段已采取了这种方法，60%的招生名额电脑派位、40%由自主招生确定，2016年的入学中签率为27%。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指出，几乎每个地区都反对外区域的民办学校到本地来招生，背后的原因是公办学校担心民办学校招走大量优质生源。

　　当前，升学率仍被社会当作评价一所学校的基本标准。闻风说，校长们都知道，一个学校的中高考成绩好不好，关键在于生源。在北京市的一些重点中学，通过点招入学的学生和普通学生的中考成绩差异非常大，因此才出现了争夺生源的问题。

　　指望所有公办学校在短期内均等化似乎并不现实。吴华指出，当下应双管齐下，比如由政府推进均衡化措施的同时，采用教育凭证制度：每个学生拥有等值的教育凭证，得到的公共财政补贴、享受基本教育服务的权利完全一致，若要进入受欢迎的优质学校就读，需要额外交费；政府采取逆向的扶持政策，若学生愿意去入学意向较低的学校，还能获得补贴。

　　“在一个优质资源不足和个体需求多样化的世界，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解决所有个体的选择问题。”吴华说。